肥前藩太上皇锅岛直正非常识货，从“靖波”号上购买的商品都是最先进的，也是最适用的。譬如75mm野战榴弹炮，锅岛直正直接购买了四门，耗资三万多两白银。
然而，这种外贸型号的火炮性能并不是最先进的先进，生产时有意进行了性能上的阉割。中国敢出口这种火炮，对自己的火炮制造技术非常自信，相信外国一时之间无法仿造。
“靖波”号离开肥前藩，下一站是长州藩。长州藩是外藩大名，历任藩主皆与幕府不睦，彼此敌视、防范。
藩主为毛利氏，多性格暴烈，桀骜不驯。战国时期，藩主毛利辉元与织田信长对抗。信长死后，毛利辉元又与丰臣秀吉妥协，参加执政，为五大老之一。
关原之战时，毛利辉元站在德川家康对立面，为西军总大将。战败后，毛利氏被德川减封，从120万石减为29.9万石。
1837年，毛利敬亲成为长州藩主，任用村田清风展开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财政上，村田清风效仿萨摩藩，强行对商人赖账，抵销了长州藩的债务。又对藩内特产实行专卖制度，对农民横征暴敛。此外，长州藩还鼓励学习兰学，用西方科技开拓财路。
进入19世纪50年代，长州藩内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继承村田清风理念的的改革派，一派是主张因循守旧维持现状的保守派。
藩主毛利敬亲则成了傀儡，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维持平衡。因为凡事没有主见，毛利敬亲口头禅是“就这么办”，被人嘲笑为“就这么办先生”。
长州藩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交替上台，长州藩与幕府关系也越来越差。长潘店藩倒幕派势力也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倒幕派最为重要的据点。
（历史上，长州藩在倒幕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长州藩出身的武士，长期霸占日本陆军，与萨摩藩武士控制海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长州藩武士中，比较有名的有：维新前三杰之高杉晋作、吉田松阴，维新后三杰之木户孝允，久坂玄瑞，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被誉为“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主持日俄战争的乃木希典，被誉为“丰臣秀吉再世”的儿玉源太郎、寺内正毅……）
在江户三百藩中，长州藩与中华帝国的关系更为密切。美国佩里准将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长州藩武士吉田松阴冒着脱藩的大罪，前来拜访佩里，请求佩里带他到外国增长见识。
佩里准将不愿得罪德川幕府，拒绝了吉田松阴。恰巧陆雨晨访美归来，与佩里准将一晤。于是，佩里把吉田松阴交给了陆雨晨，吉田松阴也转而来到中国广州求学。
吉田松阴在广州看到了希望，极力赞同中日亲善，请求幕府派遣更多的留学生到中国。经过反复的讨论，幕府终于下定决心，从各藩选拔优秀武士，前往广州留学。
长州藩有吉田松阴开拓在前，对派遣留学生极为热心，与中国的关系也更为亲睦。
因此，当“靖波”号抵达长州藩后，胡雪岩、古应春等人受到长州藩武士的热烈欢迎。长州藩武士一向与幕府为敌，做事不计后果，大肆从“靖波”号订购军火。
长期秉政的改革派领袖村田清风，此时已经身患绝症，在病床上奄奄一息。听说“靖波”号来访，村田清风还是从病床上挣扎着起来，到码头上近距离观察了“靖波”号战船。
村田清风主持藩政期间，以下级武士、富农、富商为基础，改进特产专卖制，改革兵制，兴办洋学，增强了藩内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来长州藩在讨幕运动中取得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雪岩听说来人是德高望重的村田清风，亦下船与村田清风会晤。
村田清风病容憔悴，与胡雪岩一见如故，望着庞大的“靖波”号，不禁感叹道：“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竟能看到东亚人自造的战船，遨游在东亚的海洋上。”
胡雪岩为之一动，说道：“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只要中日亲善，日本积极向中国学习，未来一定可以振兴。”
村田清风苦笑一番，叹道：“我老了，不中用了，未来要靠年轻人。”
一旁有个名叫桂小五郎的下级武士，忍不住插话道：“村田大人主持藩政期间，受到历任藩主的信任，并大力推行改革。如此经营二三十年，长州藩才有当今雄藩的景象。
“可如今，大人病重，保守派势力抬头，藩主又习惯做和事佬。一旦村田大人亡故，保守派恐怕就要执政。他们头脑简单，盲目攘夷，我真不敢想象今后长州藩会变成什么模样。”
这位桂小五郎只有二十多岁，却思维敏捷，见识高远，受到村田清风的提携。
村田清风主持藩政期间，有两项举措最受武士欢迎。
第一，向所有藩士公开藩的收支账目，藩政府从哪里借钱，用在哪里，一目了然。
第二，提拔有才干的下级武士，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各藩藩政向来由上阶家臣（高级武士）进行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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