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朱敬伦不是日本人，他没有日本人身上那种取巧的性格，没有给人做苦力的觉悟，他有中国老一辈人身上那种以我为主的自主意识，在这次事件中，他更想大明来主导。
所以面对这次危机，大明有自己的动作。
就在英国人找上大明的时候，大明却找上了其他人，先是跟美国公使、俄国公使磋商，希望两国能保持克制，从维护东亚稳定的大局出发，尽量保持克制。对于天津发生的教案，大明表示遗憾，并且愿意出面从中调停，给各国一个公平合理的交代。
显然大明想在这次事件中扮演更大的角色，而不是甘于做大英帝国世界体系的维护者，不愿意充当英国人的马前卒和爪牙。
俄国人的农奴制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问题依然很多，由于在农奴制改革中，让农奴承担了太大的成本，过于保护贵族地主的利益，导致各地暴动不断，而贵族地主作为既得利益者，很多也对改革不太满意，加上中国实在是过于遥远，所以俄国人也没有力量，没有兴趣真正介入东方的危机。
历史上，最后是李鸿章出面平息了这次事件，他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就是说服了俄国人答应不杀人，最后只是赔钱了事，几个杀人的中国暴徒，反而被清政府给轻判了。
因此这次俄国人也很乐意接受大明的调停。
美国人向来不热衷于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中国两次鴉片战争中，他们都保持了克制，他们的外交政策，向来是以利益为主，希望跟其他国家保持友好来维持利益，在外交上，他们之前喜欢跟随英法这样的强国。
这次大明出面，并且向他们保证维护他们利益的态度后，美国人表示支持大明这个东方国家，在教案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至于法国人，他们的政府都即将在普鲁士的打击下倒台，之后是巴黎公社运动，他们自己把自己的事情搞清楚就得几年后来，现在法国看起来强硬，那不过是一只还没发现自己早就老迈的牙齿脱落的野狗最后的狂吠。
但大明还是跟法国人接触了，告诉法国，大明一贯的政策是维护贸易自由和地区和平，大明愿意保证法国的利益，对法国外交官和宗教人员的遇害表示遗憾，但是希望大家能在和平的前提下处理此次事件。
法国人对此表现了不耐烦，但他们也得顾忌大明的态度，朱敬伦称作铁甲舰去了法国一趟，不是没有收获的，除了让法国接受了一份平等的关系，比如他们放弃了之前要求跟英国一样的治外法权，另外也让法国人明白了大明是东方一个强大的国家，至少拥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尽管这是一个假象，但是在表面上就是这样，很长一段时间是不会被戳破的，就好像甲午战争之前的北洋舰队，当时全世界都以为大清是东方第一海上强国。
法国人对大明的回应是，法国愿意保持和平，但是清廷必须给法兰西帝国一个满意的交代，清廷必须为伤害法兰西帝国公民和神职人员付出代价。
他们提出了要处死负责的官员，惩办相关的官员，派专使去法国道歉，并给与经济赔偿。并且保证此类事件永远不再发生，还要求保证天主教在满清内地的传教自由。
法国人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还自以为给了大明莫大的面子，却根本就没考虑过这次事件中，法国人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这跟西方此时惯常的思维方式有关，他们天然的认定自己是唯一的文明人，如果跟其他国家的人产生了冲突，一定是因为对方野蛮所致，所以他们直接就提出了解决的方式，与其说是尊重大明，愿意让大明调停，不如说是让大明将他们的裁决结果通知满清。
但他们似乎没有考虑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调查一下事情的原因呢？”
大明的使者向法国人提出这个本应该最基本的建议，法国公使颇为不耐烦的同意，他感觉这完全是走过场，事情的原因肯定是野蛮的中国人刻意伤害文明的法国人。
而且他们提出由法国人进行独立调查，大明不同意之后，他们又要求组成以法国人为主的国际调查团，大明依然不同意。
大明给出的建议是，大明将派出完全中立的调查团，任用富有道德和正义感的绅士，负责调查此事。
结果法国人还是不同意，更不同意大明提出的调查人选，而大明坚持派这个人去，因为此人是大明的皇帝选定的。
最后跟法国人没有谈拢，大明宣布将独自对此事进行调查，照会各国，在大明完成调查之前，希望各国都保持克制，否则视为对大明的不尊重行为，大明也必将不再配合各国在东亚维持自己利益视乎的行动。
大明的强势态度，让各国产生一种这个新兴的国家，试图在这个地区主导地区局势，就好像美国人在美洲所做的一样，他们尽管很不舒服，但是却不觉得奇怪，因为以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任何国家都会做的，这是维护本国利益的合理行为。
只是各国都对大明要派出的调查人员表示了不理解的态度。
因为这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是曾国藩，这几年一直在大明推动兴复儒道的曾国藩。
没人认为这个极力维持中国传统宗教的大儒，能在调查天主教教案的过程中保持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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