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昭，字元渊。
他出生士族家庭，祖上也曾门庭显赫，称贵一时。
随着家道中落，颜家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充裕的生活条件。
即便如此，颜家家风还在，士族传统犹在。
祖上留下来的产业虽少，但还是能够让颜昭潜心读书。
颜昭也不枉家中期待，勤奋好学，饱览群书，甚至到“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的程度。
他天赋甚高，但也颇为自负，不屑与庸人共语，养成了心性高亢，耿介孤傲的性格。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了后来傅渊之见到的他。
官场尔虞我诈，谄上媚下，一介贫困书生想要在这种环境下施展抱负不过是一厢情愿。
正因如此，他在取得进士后却迟迟不进入仕途。
将近而立之年，才第一次出仕。
而原因则是因为一方面不甘心将自己满腹才华湮没蒿蓬，另一方面也是因生活所迫。
他第一次出任的职位不错，还是在京城做京官。
这其中多亏家族嫡系的周旋帮助，毕竟他也不是真正的平民百姓出身，这种关系活动还是有的。
这个职位谈不上锦衣玉食，但养家糊口却绰绰有余。
初入职场，他刚直耿介的性子却使得他融入不了这个团体，时常游离在官场之外。
他看不惯上司，也看不惯周围的庸吏。
他受不了官吏们之间的虚伪谄媚种种丑态。
他为此深感厌恶，他觉得自己应该是那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他怕长久待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不能施展抱负，还会让自己不能保持莲的洁身自好。
他想，与其和这帮庸人周旋共事，不如抽身返乡，躬耕田园，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
这一次的辞官并没有让颜昭对仕途绝望。
时隔六年，他再次出仕，这次不是官职，而是幕僚。
可同样的情景再现，他又觉乡里虽清苦，却与世无争，能让自己更安心读书。
时隔两年，他又一次辞官归隐。
这一次，他对仕途深感失望。
两次出仕，让他领略了官场的腐朽污浊，深知自己怕是壮志难酬。
他不愿丧志辱身，随俗沉浮。
他就安心在乡野成为身心自由的闲散一员。
而待他四十一岁那年秋，他为了生计又做了一县县令。
那年，子多且幼，不善农事的他即便秉耒耜力耕，耕种也难以自给。
遂由族人友人帮助成了一县知县。
这个县令，他只当了三个月。
最终，他还是因为不肯将自己陷入其中，不愿成为庸吏之一而挂冠离去。
十几年的几上几下，让他对仕途彻底绝望，一腔热情化为一片冰水。
明白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就如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官场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无异于密网之于鱼，宏罗之于雀。朝堂的黑暗就在于这帮丑类为谋私利而无所不用其极。
既然大济苍生无望，莫如“击壤以自欢”，走一条独善其身的路。
离开官场，他如释重负，顿感身轻意舒。
闲时与友人结伴野游，觥筹交错，酬酢频频。
他的心虽超然世外，却无法不食人间烟火。
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很少，不能坐享其成，除了经营农田外并无额外的进账。
多次辗转仕途，几度为官而存蓄不多，加之他不善经营，又生性嗜酒，贫困如影随形。
直至一年一场大火，颠覆了整个颜家。
不仅带走了他的大儿子，也带走了他悠闲自在的物质基础。
狼狈的一家人只能缩在门前的船上，五个月仍然未定居下来，意外和失去儿子的伤痛在灾害来临下更是雪上加霜。
经济拮据的生活更添窘困。
粗粮裹腹，布衣御寒也成遥望而不可及。
四十七岁那年，颜家举家迁居到了虔城。
他生活拮据，在虔城多源于友人周济。
这才有了那一方小院容身。
而他这几十年以来，只看到官场尔虞我诈，还有自己的宏图难展，眼里却从来没装过身旁之人。
他没察觉，自己妻子越来越沉默，脊背越来越佝偻，鬓边的银发一天比一天多。
他没察觉自己的儿子越来越内向，寡言少语，不知上一次叫自己爹是何时。
他责怪儿子为何如此平庸，却从未想过自己从来没有教导过儿子，没过问过功课。
他农忙后有时间与友人高谈阔论，谈古论今，有时间忧国忧民，却没时间把注意力停留在身边人片刻。
友人给他的两百两，他不与妻子商量一声，竟悉数存至酒家，供随时取酒之用。
一家人，夏日饥肠如鼓，冬夜欲眠无被。
而命运并没有抛弃颜昭，在他五十四岁时，朝廷曾召他去做掌管编纂国史的属官，他坚辞不就，不肯丧志辱节。
上天给颜家伸出的援手又再一次被他亲手截断。
这次之后，颜家彻底安静下来。
贫病交加下，四个儿子陆续死去，最后就剩下唯一的小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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