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公早亡，若知北朝有知音如此，又当，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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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康乐可能是冤枉，但苏胡子，他倒真是不折不扣的活该。
元丰二年，九月廿三，大宋御史台“乌台专案组”的官员们正在紧张的工作着，细读一篇又一篇正在被不断发现、收缴来的文稿，室内摆满了书架和典籍，每名官员手边还都有很高一堆，每翻一页文稿，他们就会停下来，蹙眉苦思，或者迅速的打开一本书检阅，若有所发现，就会在一边高兴的低声呼叫着，一边很快的作出摘录。虽然已经入秋了，但高强度的工作，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仍然使他们的额头都为细密汗珠覆盖，时不时，还会出现这样的低声对话：
“这大胡子，用个平易些的典故会死么！”
“你能遇到僻典就该偷笑了……上次那首诗，我们是连佛典道藏都查过了一遍也没找到出处，只好拉下脸去问他，结果你猜胡子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
“是他自己编的！”
“%^*#$%！”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有人惊喜的高叫起来：“哈哈，我找到啦，找到啦，大胡子用的是诗经的典故，这家伙，他把当朝相爷们全都骂进去啦！”
……
很快，面对审讯者的逼问，苏轼悻悻的承认，他们，又找到了一把小飞刀。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佳谷卧风雨，莫秀登我常。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这首诗的问题出在那里呢？最后两句：“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苏轼化用《诗经》，藏“群小”于文内，骂众臣于无形，算得犀利，只可惜，宋朝是一个文化空前发达的社会，就算在“奸佞”阵中，也不乏一流的大文人大学士，这把飞刀虽然隐蔽，却到底还是被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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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获罪者中，案主名气较大的，除谢苏外，还有薛道衡之“鱼藻”案，张商英之“嘉禾”案，吴元美之“鸣条”案等，但三人事情分别记于《文祸—若个才人真绝代》、《文祸--党争：王与马》和《文祸--临安十八年》中，此处且不展开。
……不过，张缙彦之“将明”案，倒是一定要说说的，盖斯事非止可怜可笑，更足见两代文治之别。
说起来，能以《诗经》治罪，其实也非易事，能拈出个中机巧的，也必是饱读诗书，更能融会贯通的学人，唯至入清，却变了样子。
清顺治十七年，“甄三品员”，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所劾，罪为“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就是说：主子哪，姓张的给刘正宗诗集写序，夸他是“将明之才”哩！这个心意，太阴险太狠毒了哇！奴才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啊啊啊！啥，主子您说汉官可自称“臣”？别介啊主子，我虽然不幸长了一张汉皮，但里面裹的，可实实在在是颗满心啊！您看这膝盖里面，他连骨头都没长啊！
这个事情的前后背景要详细展开，那要从顺治年间汉官的南北党争讲起，此处不赘，只解说这四个字。
“将明之才”里，“将”和“明”是两个独立的动词，一指执行，就是执行力。一指辩明，就是判断力。两字连用是个专有典故，专指“辅佐皇帝的英才”，如汉诏中，就有“有司无将明之才“的责备。它的出处呢，在《大雅*丞民》，张缙彦此语，无非是小拍一下刘正宗的马屁，用典古雅，可说水平不低。
……但，可惜，典虽不错，时代却错了！
清帝及诸议政王大臣虽然无学，却偏生认得一个“明”字，却偏生最忌这个“明”字！
“将明”两字虽不解，却能自作主张，“将明”者，“扶明”也！
饶是张缙彦为自己百般辩解，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定谳曰：“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以为当死，顺治“宽之”，抄没家产，流宁古塔。
按张缙彦原非正人，他于明任兵部尚书，明灭则归顺，顺败而从清，仕三朝而不知耻，虽横死而不足怜，所堪叹者，前人蒙《诗》祸，是以文藏典，以典获罪，清人蒙《诗》祸，却是以典作文，以文见杀！
……此何世也！
孔璋破题于西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
草成于西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补充说明，关于杨恽之死，其实还有其它说法，如宋洪迈即认为：“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认为他乱说“君丧送终”之类的话，触了宣帝霉头。不过，这只是影响较小的一家之言，且为后出，故不取信，且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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