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因，是贾谊自身的原因。
贾谊，他正如自己早年作品《劝学》中提出的一样，始终笃记“时难得而易失也”的道理，虽经起落，但研学之心、忧国之情，却终不有损。
又有人问了，您慢着，您刚才不是还说的吗，贾生过汩水时那态度可不大健康啊，对组织的安排极不满意，都搞到破口大骂了，整一个“牢骚太盛防肠断”的典型啊！
这个，发牢骚不等于不读书不作事吧？
刚才已经有作过分析，长沙三年，对贾谊整体的思想体系其实是一次再塑造，帮助他更广泛的吸收了一些他过去因高视阔步而看不清楚或看不入眼的东西，帮助他从微观入手，具体的考察研究了一级政府的运作细节和规律，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但同时，也是不容易的，对一个风光人士都不容易，对一个败北者，一个随便怎样堕落和放纵都会得到同情认可的败北者就更不容易。
……但，贾谊他作到了。
贾谊在长沙前后四年，在此期间的文字，太史公仅仅提到了鸮赋，但综合其他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下来，新书当中《阶级》、《铸钱》、《铜布》诸篇一定是成于这一时期，而《藩伤》、《藩强》诸篇，虽然被认定为二次入朝期间所作，但也必定是在这一时期内基本成稿。
《阶级》一篇，日期最好确定，汉书中虽然将之与其它多篇合入《陈政事疏》，但配合同一时期的史事，它显然是作于汉文四年前后。
前面有说到，绛灌诸臣虽然发挥影响力，成功挤走贾谊，但纵观汉史，这也已是他们最后的舞蹈，之后，随着汉文的威严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察颜观色者开始犹豫，并最终决定尝试着将这些高大威严的群像推倒。而其中最为特出的绛侯周勃，当然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众矢之的，就国之后，很快又被系回，投狱，苦遭侵辱，以至于他竟然说出了“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样的话。
从文字上来看，这似乎只是误会，在搞清楚之后，汉文便很快“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将周勃释出，就国。不过，当然，这样说话，就和说秦桧杀岳飞与赵构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的可笑。
既然是皇帝的决定，当然没人会不知趣到出来开解，毕竟，虽在秦汉，太史公的风骨也是极为少见的。
最后帮助周勃脱狱的，是薄太后，但在此之外，却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可以让所有人摔碎眼镜的名字,上书为他纾困。
贾谊。
臣闻之曰：“履虽鲜，弗以加枕；冠虽弊，弗以苴履。”夫尝以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尝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空，编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长小吏骂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尔，贱人安宜得此而顿辱之哉。
我听说啊，帽子再差，也不会踩在脚下，大人物有了过错，可以免了他，可以赶走他，甚至可以杀了他，但不能羞辱他啊！
当然，你如果用最恶的恶意来揣摩的话，这个上书，倒也可以作出多种解释。比如，他是想唆使皇帝，直接给周勃一个痛快……不过，我相信，会这样想的，千里无一。
应该说，这更多的是一种贵族意识，一种发自内心的傲慢，打个比方的话，就是贾谊认为周勃要杀也该用虎头铡，不能上狗头铡这么欺负人……在我而言，实在并不赞成贾谊这样的理由，但，他可以上书为自己的政敌开解纾困，却是一种真正高尚的举动，至少，我很难相信，一个对自己放松要求，不再严谨奉礼的男人，会作出这样高贵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贾谊诸疏当中，这倒是的少有几次立刻得到执行的之一，文、景年间，列侯虽罪，不系狱，直到汉武中期，才又重新开始请这些贵人去坐牢，当然，那些罪侯倒不见到因为这就感激贾谊，因为……基本上都是直接“赐自尽”了。）
《铸钱》、《铜布》诸篇，是针对铸钱的事。
汉初国家专铸铜钱，但到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就是让地方势力可以自行铸钱了，只要符合国家统一的标准就可以了。贾谊听说了这事之后，大为吃惊，连续上书，疾言不可。
应该说，贾谊看得很准，私铸之风一开，首先就是肥了境内有铜山的诸王，国力日强，不臣之心也就随之勃然（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个着名的得利者，就是我们的邓通同学，他仗着皇帝喜欢，自己在川中圈了几座铜山，开炉铸钱，那叫一个富的流油，不过他最后还是没得好死，家财尽没，冻饿馁亡，倒是便宜了卓文君他爹等一批人，成长为自清寡妇之后的又一批川中巨富），同时也对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形成了重大的干扰，不过汉文应该说也有汉文的道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没有足够多的鉴别和监视手段，想严禁私铸也是不可能的，那还不如开禁让他们公开化，也算是藏富于民。但，正如后世王船山的分析一样：“夫能铸者之非贫民，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好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汉文的这一政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伴随着整个两汉兴亡，始终未有完全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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