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刚回到北平，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认为张学良“这祸闯得不小”，当日给张学良去电：“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
1937年7月11日，胡适应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邀到庐山，参加国民党第一期庐山谈话会。当天下午胡适与蒋介石面谈，陈述北平情形，民情的激愤，认为中央不应放弃河北。
7月20日，在庐山最后一次茶话会上，众人谈教育问题。江恒源、朱经农、陶希圣、高君珊、吴贻芳、傅斯年等人先后发言，胡适最后讲话，谈了四点：第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第二，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第三，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此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阻止作伪犯罪。第四，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1)现在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2)政治的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3)政府应当禁止无知疆吏以自己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7月28日，两期庐山谈话会结束，胡适下山，乘飞机到南京。因北平失陷，胡适暂时留在了南京。
8月17日，胡适在南京参加了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8月21日，胡适与杭立武、周炳琳、傅斯年等人商谈救济大学教育的问题，大致决定了两件事：(1)将来各大学教员有余人，可送往边地大学服务。(2)将来宜在内地筹设一个科学工程研究所，以应付国家的需要。
8月，北大、清华、南开准备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并在南京成立临时大学办事处，除三校校长为委员外，各校各加一人为委员，北大为胡适、清华为顾毓琇、南开为何廉，此外委员中还有傅斯年、皮宗石等。胡适对于临时大学提出了很多建议。
在胡适看来，百年树人，无论多艰难，教育都必须坚持。正当胡适为在战争条件下如何坚持办学而呕心沥血时，8月19日，蒋介石商请胡适到美、英两国进行民间外交，争取国际上的支持。
国难当头，胡适选择了做”过河卒子”。1937年9月8日深夜，胡适从南京出发，再度赴美。不过这一次不是学术活动，而是肩负着国民政府的使命，向美国朝野进行中国抗战宣传，争取其理解、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为什么要派胡适赴美进行战时宣传，加大对美国的公共外交呢？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想争取欧美国际援助，不管驻英、法大使多么优秀，做了多少工作，只要向英、法提出，英、法都会提出要中国首先争取美国这么做，要“平行一致行动”。从长远看，必须着重发展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才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援助。
基于这样的现实与考虑，必须加强对美的外交工作。派谁？蒋介石首先想到了胡适。
一方面，鉴于胡适在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将胡适委以重任派往美国，可以使知识分子暂时放下对政.府的批评，为抗战集合到自己的周围。另一方面，胡适在美国有那么多老师、同学、朋友，在美国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有着广泛的影响。特别是胡适善于演讲，在他理性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讲中，自有一种逻辑的感染力深深地令人折服。凭他的能力，在美国各界是应该能够获得对中国抗战理解、同情和支持的。
而派胡适赴美，更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从创办《独立评论》时起便很关注中日问题。他主张公开的外交，以期获得国人的理解，从而唤醒民众。他根据当时局势对中日全面战争精确地排出时间，“对世界固应赶紧结合，对日本尤不可不做一种可以使我们喘气十年的Modus Vivendi（权宜之计）。若无一个缓冲办法，则不出一二年，日本人必不容许蒋先生整军经武。”胡适认为中日之战必不是孤零零的中日之战，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日本侵略与欧美产生的“利益上的冲突”，将之引导成对日本的“国际大劫”。他后来将之凝聚成“苦撑待变”四个字，随之被国民政府接了过去，变成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蒋介石当时选派了三个人，另两位是张忠绂和钱端升。张以家庭困难为由，一开始就没去；钱去了后觉得靠演讲收效太慢，很快就消极回国了。只有胡适本着“做了过河卒子”的拚命精神，肩负着国家的使命无怨无悔地做了下去。
胡适注重向政要宣传中国抗战。飞机经停菲律宾时，他拜访了总统蔻桑。
胡适宣传的主要方式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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