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评论》创刊时，正当“一二八”事变上海停战之后。如何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时，胡适和《独立评论》都是主张不抵抗的。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交战区划为非武装地带，虽由中国警察接管，却规定中国不得在本为自己领土的“交战区”驻兵，又规定日军撤至“一二八”事变前地区，即承认日本可以在上海淞沪、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广大地区永久驻军，还承诺取缔抗日运动，答应把英勇抗击日寇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在很多人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妥协和出卖主权的协定。而这时创刊的《独立评论》，发表胡适的文章，却公然赞许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态度，肯定《淞沪停战协定》。不久，胡适又发表《论对日外交方针》，主张按照日本政府所提的五项原则，与日方“和平”交涉。
虽然文中明确提出“交涉的目标要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却又同意中国也不得在东三省驻扎军队，在很多人看来，这等于变相承认满洲独立。因此，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极力表示反对。
胡适主张温和冷静，不以武力抵抗，努力争取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故对一切能暂时停止战争的妥协举措，他都表欢迎拥护。而且，特别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的“调解”。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9月21日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侯爵，故亦称李顿调查团。
1932年9月4日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各委会签字。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
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报告书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表明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
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因为报告书不敢谴责日本的侵略，公然鼓吹“满洲自治”，由“国际合作”共管，企图将中国的东北变为西方各大国共同的势力范围。国内很多人坚决反对这个报告。
而胡适却撰文赞扬这个报告，说它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并称赞李顿调查团是“审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断”，“为国际谋和平的热心”，“他们这七个月的辛勤工作，是值得我们的感谢和敬礼的”。对于所谓“满洲自治”，胡适也表示接受，说他“看不出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理由”。
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受到了郑螺生等人的质问与批评。但一一方面，胡适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接连又写了《国联新决议草案的重大意义》、《国际调解的前途》、《国联报告书与建议的述评》等多篇文章，还是希望通过国际的“调解”，来解决中日问题。
只是，在另一方面，胡适也清楚的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只相信武力，根本不顾世界舆论。胡适也明显感觉到对国联不能抱太高的期望，必须强调民族自救。
他说：“我们到了这个时候，真不容再假借期待国联的藤牌来姑息自己了。世界各国是否能长久容忍日本的挑战态度，是否还有联合起来共同制裁一个害群之马的决心，——那都不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的。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方面都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政治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幸运满天飞，飞不到不自助的懒人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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