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后，曾北上一游，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及教授周作人等均表示特别欢迎他回北大归队。胡适遂觅屋预作安排，也是为回北大作准备。
胡适二进北大时，正值胡适的好友蒋梦麟任代理校长，并于年底任校长。他们所面对的是已被军阀政府蹂躏得满目疮痍、生机尽失的北大。于是胡适全力辅佐蒋梦麟校长，开始了重振北大的艰难跋涉。
蒋梦麟谈及上任的情况时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着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
胡适为北大所办的第一件事是筹措经费。北大办学经费因国库支绌，“虽有预算，不能照发。学校进展，遂多障碍”。到1931年前，北大各项设备之价值远逊于国内各大学，以当时对国立各大学设备价值的统计而言：武大910，070元，清华大学511，096元，中央大学436，346元，中山大学186，084元，北大30，917元。
面对如此窘局，蒋梦麟接命后不愿上任，傅斯年遂约胡适到中基会争取经费资助。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基金第五次常委会。在蔡元培等人的支持下，会议根据胡适拟定的计划，决定：“每年双方各出国币二十万元，为大学设立研究讲座，及扩充图书仪器，给发助学金与奖学金之用。以五年为期”。
胡适所提办法先前曾交蒋梦麟看，他大为感动，答应前来北大主持重整工作。
此计划到后来有所调整，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为本校二十万元，中华教育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十万元”。据统计，
此项合作计划从1931年开始执行，实际执行到1937年，较原议延长二年。在此期间，双方共提出合作款项195万元。
依靠这笔资金，北大新图书馆、地质楼、学生宿舍楼、实验室等纷纷建成，图书、仪器设备等各种教学科研设施得以大大改善。从此北大走上了一条振兴之路。
胡适为学校办的第二件大事是请人。蒋梦麟上任后，将原文、法、理三科改为三院，任命胡适为文学院院长。
蒋梦麟对三个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
胡适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关系，写信劝说朋友，四处网罗人才。经他手所请的知名学者即有孟森、钱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等人。除了文学院之外，理学院的一些教授也由他引荐或力邀，如丁文江、饶毓泰、吴大猷等。
有些学者或因个人困难，无法到校任教，胡适不得不多次去信说服。有些或因校内原因，暂无法聘请，他不得不寻机出面交涉。有些知名学人不宜教课，胡适又建议设“研究教授”。
通过多方努力，北大很快罗致了一批学有专长，成绩卓着的的名流学者。教师队伍的充实，为重振北大提供了师资基础。
胡适这时在校内担任了许多职务。除了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之外，还有文科研究所主任，出版、学生事务、图书馆、财务诸委员会委员，《北大学生月刊》编委会顾问，一度还任教育系主任。至于校内的一些临时兼职和学术团体任职，更是难以胜数，几乎校内的主要事宜，他都是主要决策人之一。
不仅如此，在北平教育界，他也是一个主要发言人。
鉴于胡适的声望，1932年4月，国民政府曾有意让蒋梦麟出长教育部，而由胡适任北大校长，被胡适坚辞；他写信希望蒋梦麟亦留在北大。
汪精卫1933年3月3日，曾来信要求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亦被他回绝。
谈及30年代北大与北平教育界的工作情形时，陶希圣曾有一段回忆：“北京大学居北平国立八校之首。蒋梦麟校长之镇定与胡适院长之智慧，二者相并，使北大发挥其领导作用……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
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中，胡适还担任教学工作。
1931年2月10日他讲“中国中古思想史”课，这是他1925年9月离开北大以后第一次重返北大讲台。
他日记中说：“在二院大礼堂，听讲者约三百人，有许多人站了约两点钟。”
这时期胡适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哲学史、中国近世思想史问题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四）（此课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此课与傅斯年、罗庸合开）、中国教育问题（与蒋梦麟合开）、传记专题实习。
此外，胡适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影响较大的有在国文系所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1年12月30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10月30日）等。这时期，他还将自己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卷一和《中国中古思想史纲要》（十二讲）加以整理，交北大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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