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胡适日记的说法，他第一次见蒋，时间是一年多以后，地点是武汉而不是南京。
这么大的事，胡适的日记是不会记错的。而毫无疑问，无论有多少理由，比如，有说对这次见面，“胡适、丁文江与蒋介石当局之间，大约达成了某种谅解，但又都希望‘绝无痕迹’”。但是，凭胡适的人品，他的日记应当更可信。
只是，胡适此时得到蒋某人的青睐，这应该是事实。因为，1931年11月11日，蒋介石致电胡适：“财政委员会业经组织成立，兹定于本月15日上午九时在国民政府开第一次会议，即希届时出席为荷。委员长蒋中正。”
报上也公布了该委组织大纲及委员名单，胡适以“学者”身份与蒋中正、林森、宋子文等“政府”首脑同列委员。
只是因为胡适“北归后即病”，未能出席会议。
胡适得此际遇，除了他托陈布雷带给蒋杂志外，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胡适关于“约法”的意见，以及和胡汉民那场笔墨官司。
此时的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在约法问题上正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
在1928年8月的二届五中全会上，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王世杰等人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分别提出请制定约法的提案要求：
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中央委员数人、专家数人，组成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起草委员会，责令其于一定期限内,拟出中华民国暂行约法草案；
二、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规定下列内容：人民的权利义务，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
三、中华民国暂行约法应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国民政府公布。
上述提案，经二届五中全会审查委员会讨论，最后全体会议议决：训政时期应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
而此时还在国外胡汉民得知关于约法提议后，立即组织人员提出异议，认为这个提议有背总理（孙中山）遗教。由于胡汉民等人的坚持， 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汉民反对制定约法的主张占了上风。
3月21日,“三全大会”通过了《确定总理主要遗教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的议案：“确定总理所着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举凡国家建设之规模，人权民权之根本原则与分际，政府权力与其组织之纲要，及行使政权之方法，皆须依总理遗教为依归”。
最终结果，使蒋介石等约法的提议暂时被搁置。
胡汉民搬出来了孙中山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蒋介石也无法反对，再加上各地反蒋不断，蒋介石还需要胡汉民的支持，这也是蒋不得不对胡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反蒋势力大大的削弱，蒋认为已无后顾之忧。军事上的胜利使蒋介石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于是将约法的主张重新提出。
10月3日，蒋介石从军事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除此之外，还通电各报馆，公开自己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主张，寻求支持，想利用舆论来压服胡汉民，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而该电确实赢得了很多社会舆论的赞许。
从表面上看，蒋、胡二人的约法之争看似双方关于如何理解“总理遗教”的意见分歧和斗争，但实质上，则是他们的政见分歧和权力斗争。蒋介石大搞“军治”，企图利用手中的军队控制党和政府；胡汉民则高唱“党治”，企图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控制政府，限制蒋介石的军权。在孙科的回忆中：当时“彼（蒋介石）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
蒋介石这一举措立即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因为他清楚，如果蒋介石制定了训政时期约法，那自己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以党治国”的训政模式，势必要受到破坏。蒋介石不仅要利用国民会议加强权力，而且还会利用约法摆脱党治的束缚。所以他坚决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问题。
随着各反蒋势力的失败，对“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胡汉民已失去了昔日的利用价值。而胡汉民又总是摆着国民党元老的架子，桀骜不驯，处处标榜高高在上的“党权”。此时的胡汉民，显然已经成了蒋介石欲行独裁统治的绊脚石，必须搬掉地绊脚石。
在制定约法上，胡适的主张可谓与蒋介石不谋而合，而胡适和胡汉民的冲突，在蒋介石那里，更加拉近了和胡适的关系，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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