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韦莲司的交往在1915年上半年左右达到了顶峰，这时候的胡适开始猛烈抨击美国社会对男女青年行为的束缚。
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盖此邦号称自由耳，其社会风尚宗教礼俗，则守旧之习极深，其故家大族尤甚。”
他还拿美国与俄国进行比较，认为俄国青年享有比美国更多的自由。他从俄国小说中读到，俄国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种事情，包括从事革命事业，彼此平等相待，不怀任何邪想。
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国保守的“老媪”所不能理解的。从胡适1916年初写的一封信看，这里的“老媪”，应该是指的是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那是封给韦莲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长，流露出来的情绪有些愤愤然，这在性格平和的胡适是不寻常的。
从胡适的回信来看，韦莲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夹杂着焦虑，口气也许有点伤人。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和胡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并为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评美国年轻女子做事“不合习俗”时，所指应该是自己的女儿，借机间接表明她不赞成女儿与一个“东方人”之间的友谊。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韦莲司夫人认为的“不合习俗”之处。
胡适与韦莲司夫人的关系总体上似乎是很好的，但是至少有时候她对胡适与自己女儿的密切关系感到不安，不愿意让他们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在一起。
在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美国社会，这个问题甚至对韦莲司和胡适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胡适在回国前重访了伊萨卡，也许就是为了与韦莲司道别。在她那里胡适检读了几年来写给她的信，感慨地说道：“吾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这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里只需指出，由于与韦莲司的关系，使胡适向“现代人”的转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更为彻底和深刻。
此时，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已不复热烈。这个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某个时刻。韦莲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却的一个原因，但韦莲司自己迈不出最后的一步可能更为关键。她的迟疑早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信中就表露了。胡适显然接受了韦莲司划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韦莲司都同意集中精力于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
胡适约束自己对韦莲司的感情并最终在中国完婚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胡母23岁起守寡，一手把胡适抚养成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带着爱、敬意和负疚的心情想起母亲。他非常明白，如果毁弃婚约将会给母亲带来巨大打击，因此最终决定顺从。像鲁迅一样，胡适也是“为了母亲”结婚的。
显而易见，反抗一个专制的父亲或一群亲戚，像顾维钧和赵元任分别做的那样，比在感情和道义上违背母亲要容易得多。
在胡适众多的美国朋友之中，交谊维持五十年，并对他的思想有过重大影响的人并不多。韦莲司是这少数人中，最重要的一个。
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在胡适去世之后，韦莲司继续与胡夫人江冬秀保持联系，并整理胡适写给她的英文书信，在1965年将信件寄赠胡适纪念馆。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极致表现和最圆满境界，都体现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这一句话上。“成眷属”成了中国爱情故事在结局上悲喜剧的最后判断。从《孔雀东南飞》，到《西厢记》，到《三言》中的着名短篇故事，如《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以至于《红楼梦》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主题。
在这样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爱情观：爱情最后归宿必定是婚姻。否则，便是爱情的悲剧，如梁山泊与祝英台。
韦莲司与胡适的恋爱故事却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这个老套之中，他们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模式之外，别立了“虽不成眷属，而一往情深”的模式。
从1937年10月26日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可以得知，胡适是韦莲司毕生惟一想嫁的男人，但她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惟一想嫁的男人，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然而，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情谊。
韦莲司终身不嫁，在胡适和韦莲司50年的交往中，我们只见深情，而没有恩义的牵绊。在现有的材料中，我们看不到韦莲司有“误我一生”之类怨叹，尤其是她晚年善待江冬秀，而在整理胡适书信上，更是做到了“死而后已”。
回看韦莲司的一生，其实也只有一个“情”字能在时间的流里，闪烁着悸人的光彩。这光彩所回映的也许只是初凝眸的一刹那，也许是一次午夜的倾谈，一抹共赏的夕阳，山道上的一个黄昏，水边的一个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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