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林纾与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争论，说到底是对相关问题看法不同的表达。虽然里边掺杂着新与旧的思想碰撞，也很难说到底是谁对谁错，也不能笼统的说成是所谓先进与落后的较量。
真要人仔细研究，恐怕是有些方面，理在林纾方面，比如他对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否定一切的极端主义的批评。客观的讲，林纾即便不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至少是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
有些方面，理可能是在蔡元培等人一边。对于一场求新变革的革命，是不能求全责备的。
但是，思想观点方面的争论，一有政治介入，一被政治化，就麻烦了。徐树铮有没有参与蔡、林的论争，我们不得而知，反正徐树铮主导的安福国会表现得极为拙劣，竟因此而鼓动把蔡元培这个北大校长罢免。
刘半农曾回忆说：“卫道士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之中过活。”
刘半农（1891年5月29日-1934年7月14日），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
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着《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
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蔡元培做为体制中人，对来自政治上的压力，感受肯定要更深些。
3月26日，连对北大的改革能够理解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函蔡元培，对《新潮》杂志大胆批评传统的言论表示担忧。
内称；“近倾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同时劝导说：“凡是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没有悠悠之词，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
他期望北大师生“遵循轨道”，稳健行事。
蔡元培一周后回复傅增湘：坚信“大学兼容并包之旨，实为国学发展之资”，同时恳请总长代为“消弭局外失实之言”，表示：“元培亦必勉励诸生，为学问之竟进，不为逾越轨物之行也。”
此信是傅斯年代写，但完全表达了蔡元培的意见。从回函中。不难看出，蔡元培是十分合作的，对于一直挺自己的这位总长，也给予了应有的尊重。
大总统徐世昌也因此事，几次召见蔡元培等学界人士，了解情况。显然，他也遭受到了来自安福系的压力。
看来，这并非林纾老先生的本意。或许，连他都看不下去了，主动登报向蔡元培等人认错道歉。
1919年的春天，正在巴黎举行的“和平会议”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聚焦热点。
前边提到过，蔡元培和所有的国民一样，觉得一战胜利了，又有美国总统提出的代表公平正义的“十四点建议”，从此，中国就可以彻底告别受欺辱的历史。
但是，这幻想的肥皂泡沫很快破灭。
1919年5月3日，凌晨，一辆疾驰的马车停在了北平东堂子胡同。这里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家。车上下来一个人，他是蔡元培的挚友，北洋政府原外交总长汪大燮，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和会外交后援会的委员长。
他给蔡元培带来的是一个坏消息。
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转变了，同意了日本的无理要求。这个消息，让渴望“公理战胜强权”的蔡元培惊呆了。
汪大燮告诉蔡元培，1919年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密电巴黎，授意陆征祥在合约上签字。
汪大燮说，国民外交协会已致电在巴黎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在汪大燮看来，光靠国民外交协会，其力量是很有限，如今国家唯一的希望就在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那里有一大群有正义感的教授，有几千名有爱国心的学生，只要北大点起火种，势必能燃烧全国，能惊醒民众。那就有可能力挽狂澜，制止政府的卖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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