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来，北京大学有过多任校长。说起来，蔡元培当北大校长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为北大人称作“我们永远的校长”的，恐怕只有蔡元培一人。
有人说：“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很少听见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但是他依然受到学生的爱戴，是什么原因呢？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浩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志，和而不流......是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走进北大校长室，就会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着名的哲学家冯友兰，于1915年至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这一期间，正好是蔡元培在北大校长的任上。
冯友兰回忆说：“有一天，我在一个穿堂门的过道中走过，蔡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也坐在过道中，我从这位新校长身边走过，觉得他蔼然仁者、慈祥诚恳的气象，是我心里一阵舒服。我想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春风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话也没有说就使我受得了一次春风化雨之教，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么言都有效。”
1918年的一天，身为北大学生的冯友兰因一件事急需北大开具证明。
其弟弟去美国留学，若按正常手续办出国，已来不及。在紧急情况下，冯友兰直接找蔡元培校长批示。
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只有校长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看文件，“仍然是一介寒儒，书生本色，虽在事务之中，而有超乎事务、萧然物外的气象，这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这使他感到无比温暖。
蔡校长听过事由之后，知道出国留学是一件应当支持的好事，二话未说，立刻批了字，顺利地办成手续。
还有一次是冯友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蔡校长到美国考察访问。
冯友兰与其他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召开欢迎会，请蔡校长讲话。
当时在美国的留学生，大都是北大毕业，而北大学生向来很清高。
但是，当蔡校长走进会场时，学生们“都怀着自发的敬仰之心，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表示由衷地欢迎。而蔡先生“慈祥诚恳的气象和风趣的语言”，使几百名到会者大受感动和鼓舞。
冯友兰的这些回忆，不仅是他个人的感受，也是在场人的共同感受。
用他的话说：“他们也享受了一次春风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种精神境界的大门，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自觉，他们也会这样说。”
在冯友兰看来，蔡元培之所以为大教育家，有“两大端”。其一是教育思想及实践，其二是人格气象。就前者说，蔡元培以“兼容并包”的思想办学，使北大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并形成北大传统），影响到整个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
就后者说，蔡元培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巨大作用，培养了学生独立的人格。
在一定意义上，后一点可说是蔡元培独有的。如冯友兰说：“蔡先生的教育有两大端，一个是春风化雨，一个是兼容并包。依我的经验，兼容并包并不算难，春风化雨可真是太难了。”
这种经验和感受是出于内心的，也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这也就是说，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两种功能。其一是培养学生的人格，提高其精神境界。其二是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一种服务社会（同时也是个人谋生）的知识技能。在冯友兰看来，二者相比，前者更难。
“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办学的一大贡献，但这是一种思想和方法，真正懂教育的人，也能做到，所以并不难。而“春风化雨”的作用，却出于教育者的精神境界，关乎一个人的修养，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所以更难。
但是，蔡元培做到了，不仅做到了，而且树立了一个光辉的人格典范。这是一种“无言之教”，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更不是所谓量化教育能做到的。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贡献，很多人都知道。在他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仁者气象，能起到“春风化雨”的作用，这一点却少有人说到。
冯友兰作为蔡元培的学生，对此深有体会，并视之为大教育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在冯友兰看来，蔡先生是一位真君子。蔡先生为人“慈祥诚恳”、“诚于中，形于外”，没有任何造作。只有真君子才具有“蔼然仁者的气象”，也就是仁的境界。仁是儒家提倡的最高境界，蔡先生有这种境界，因而能“春风化雨”。
“春风化雨是从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发出来的作用。没有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发生那种作用，有了那种精神境界，就不能不发生那种作用，这是一点也不能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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