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伯雷把“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作为作品的一贯思想，从开卷高康大降生时发出的“喝啊、喝啊、喝啊！”的喊声，到篇末神瓶发出的 “喝”的谕示，首尾相应，表达了新时代的人们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作品还鞭挞了封建的经院哲学教育，认为几十年的经院教育使高康大变得“呆头呆脑”、“糊里糊涂”了，只是在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后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巨人”。
拉伯雷还以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对基督教会、对教皇、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教会的各种盘剥勒索和宗教裁判所的残暴，都一一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拉伯雷是一位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作家，他比较接近民众，他的作品继承了法国民间文学中讽刺和夸张的传统，大量运用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拉伯雷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作家具有很大影响。
法国大革命则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
法国大革命也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其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能亲自来凭吊这伟大革命的圣地，也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1913年10月中旬，蔡元培到达巴黎，他与家人暂时寄住在市郊科隆布镇的中华印制局内。前来迎接和款待他们的是老友李石曾。这位热心公益而为人仗义的世家子弟，到法已经十年。他在此地创办的豆腐公司闻名遐迩，成为留法华人的聚会地。
早在四五年前，蔡元培就从齐寿山那里闻知李石曾提倡素食主义，他很赞成并身体力行，已坚持11年之久。这一特殊的生活习性，使蔡，李二人相处得更为融洽。
刚来那段时间，蔡家每日伙食均包于豆腐公司。但这里人员人员很杂，应酬频繁，蔡元培设想的编辑计划无从实行。
到了12月下旬，他便举家迁入一法国人出租的住房，学龄子女陆续进校就学。他一边编书，一边与黄夫人学习法语。
在巴黎的近十个月的时间里，蔡元培参与了旅法学界的一些活动。
相距不远的蒙塔尔纪城，聚集着百余名留法俭学生。他们是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民国元年发起成立的留法俭学会、设立留法预备学校以来，陆续到达这里的。蔡元培在教育总长任上，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蔡元培与汪精卫、李石曾等每星期轮流为这里的俭学生做有关中西学术问题的讲演， 并为解决俭学生创办《农学杂志》的印行事宜，与在国内的王宠惠联系，请其推动中华书局承办此事。
同时，他还与汪精卫，李石曾，张继等人酝酿办一份刊物。面向旅欧华人，传播新思想，新学说，倡导俭学主张。刊名初为《民德报》，后定名为《学风》杂志。
蔡元培为此写下了发刊词。他写到，当今时代实为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人类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增进世界文化，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完全世界主义”的科学和美术两项。 他认为，中国特有的诸多优越条件，本应为人类文明做更多贡献，但令人自愧的是，除了值得夸耀的古代成就外，近代的许多领域，且大多为“欧洲人越俎代孢”。
欲改变这一现状，只能像日本人那样承认欧洲学术的价值“本轶绝尘以追之”，舍此别无出路。
他强调：“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汉唐之际业已行之，佛广涉诸学即是显证。然欧洲学术不似佛学的只限哲理。而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广大方面，欲学习欧洲学术。舍派员留学别无他途。历来留欧者甚少，倘以俭学行之，必可大为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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