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忠枢你怎么回事？做为一名军官，一名堂堂的上上下下寄以厚望的新建陆军的军官。怎么可以做这种有违军誉的事？
袁世凯很激动，声色俱厉。
阮忠枢没有思想准备，也确实不知道这是“有违军誉”的事，吓得赶紧从袁世凯的营帐退出。
事后想想觉得不对劲，袁世凯的大姨太太不就是妓院出来的吗？他怎么就不“有违军誉”？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阮忠枢也很生气：这还是朋友吗？不是求我办事那时候了？这倒使阮忠枢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不久前他看过一本外国人写的小说，里边讲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学法律的年轻人，到处找不到生意。
也难怪，谁打官司不是请有点名气的律师？打官司这东西，不管官司输赢，律师费都照给，谁能用刚毕业的学生？
这个年轻人很苦闷，一次喝了点酒，和一个高利贷者发了通牢骚。
讲了自己在学校学业有多优秀，实习时帮别人打官司表现得多出色。发完牢骚就算了吧！酒醒了自己都把这件事忘了。只记得那个高利贷者很抠门，二个人喝酒还是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什么收入都没有的人结的帐。
没想到没过几天，有个人来找他代理打官司，费了好大的劲想起来，是那个和自己一块喝过酒的高利贷者。条件就一个，不付费。
理由是像他这样刚出校门的人，给个表现的机会就不错了，还收什么费？
年轻人想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不付费就不付费。
给这个高利贷者打了几次官司，这年轻人的名气大了起来。
不少人都请他代理打官司，但这个高利贷者用他代理打官司还是不付费。理由是如果不为他打官司，这年轻人能出名吗？有人请吗？律师费就当年轻人为他付的广告费。
年轻人觉得高利贷者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也就没和他计较。
是金子总要发光，年轻人的生意越来越好，一个人干不过来了，他想开个律师事务所。一打听，正好有一个律师事务所要转让，只是自己手里的资金不够用。
这时他想起了那个高利贷者，他们已经成了好朋友，只是帮他打官司，从不付费。
借钱肯定是没问题，想着是自己的好朋友，帮他打官司又从来都是免费，这利息总得优惠些吧？
没有，比别人一分也不少，还有附加条件，继续免费为他打官司。
这还不算，还提出：他在年轻人身上投了资，他要经常看看投资的效果。也就是每周六要到年轻人的律师事务所坐坐，要免费给他一杯茶喝。
到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坐坐，喝杯茶也不算什么，但年轻人心里憋屈呀！
可是，钱不借不行，也只能答应。
等这个年轻人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把本息都还清时，年轻人实在憋不住，问了高利贷者一个问题：“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您肯借我钱，既然想成全我，为什么条件还那么苛刻？”
年轻人没好意思提免费为他打官司的事。
高利贷者的回答让年轻人惊呆了，“因为我借钱给你条件那么苛刻，你就不会认为我是有恩于你，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平等的，没因为我借你钱有丝毫改变；所以我们还可以是这么好的朋友。”
读完这本书后，阮忠枢一直想着这段话。他觉得这段话很玄，人和人不平等就不能成为朋友吗？阮忠枢想不明白？
现在，他懂了，两个不平等的人是做不成朋友的。
怪不得离开李府的时候，李莲英说了一句：“阮老弟到了军营，和袁大人成了长官和下属的关系，这朋友就难做了。”
现在看来，不是难做了，是做不成了。
原想到投奔自己的朋友，能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闹了半天，还和在李府一样——寄人篱下。
是不是离开这里？想到现在大小也是个当官的，阮忠枢又实在舍不得。
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阮忠枢很少出入袁世凯的营帐了。和袁世凯说话办事，也不是像过去那样的自然、亲切。
但是，袁世凯好像没查觉，一切照旧。
阮忠枢认为这可能是正常的，是正常的上司和下属的关系，而过去自己是错位了。
有一天，袁世凯要去天津，让阮忠枢同他一道去。
上司的指派，让去就跟着呗！
到天津后，阮忠枢以为袁世凯是办公事，但是没有。没去什么衙门，而是把他带到一处私宅。
一看院门挂着红灯笼，贴着大喜字，阮忠枢想人家这是在办喜事呀！袁世凯这是带自己来喝喜酒。
喜酒能随便喝吗？得拿份子钱。怎么能想到出来是喝喜酒？走的匆忙，身上没带什么钱呀？
和袁世凯一说，袁世凯说办喜事是不假？只是来这里喝喜酒不用拿份子钱。
糊里糊涂地跟着袁世凯往里走，一进新房就听有人喊新郎官到了。
有人上来，不由分说的把一个用大红绸子系成的花，带在了阮忠枢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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