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跟着太子出战，那可是人生履历上最为光彩夺目的一笔了。
“属下才过天命之年，尚是年幼。”张诗奇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脱口而出道。
朱慈烺先是一怔，复又一乐，笑道：“是了，若说上阵杀敌，先生是老迈了。但论说治国安邦，先生比之姜子牙，尚不失为垂髫之年。”
张诗奇也乐了，姑且不论日后前途。只说今晚这轶事便足以传之于子孙：你爷爷我当年也是与皇太子殿下谈笑风生的人物啊！
他笑道：“殿下谬赞了，老朽手无缚鸡之力，就算早个三十年，也无法为殿下上阵杀敌。若说治国安邦之才，又因天资所限，再过三十年也当不得公侯。”
朱慈烺笑道：“听先生这么说。似乎在还有得意的异才不为人所知啊。”
“老夫自幼有些死脑筋，可以过目不忘。”张诗奇也不藏着掖着，连忙抓住机会自荐道：“微末尘技虽见笑于庙堂，但未必不能试以百里侯。”
官场玩笑称县令为百里侯。
这个官职是许多名次靠后的进士起步之阶，也可以由声望、成绩足够好的贡生考选，或由考核卓著的积年老吏选任。张诗奇本身是有举人功名的，当之无愧的“老爷”，又在翰林院里为书吏多年，资历也是足够的。问朱慈烺讨要一个县令的官职也算是恰如其分。
朱慈烺一直在考虑自己未来根据地的民政问题。他不信任旧官吏，但要培养新式官员却也不是十天半个月就能搞定的。民政问题尚且有转圜的余地，若是放在提刑按察使司这样的司法衙门，那就绝对是草菅人命了。
“汝州城里人民几何，丁口几多，其中上户者几家？”朱慈烺随手抄起案上新整理的黄册，翻开问道。
黄册上犹留有墨香，是刚刚誊写好的。张诗奇本来就过目不忘。更何况是自己写的东西，当下朗郎应对。没有半点疙瘩。
朱慈烺考校了记忆功夫，旋即阖上黄册，又问道：“如今州县逃籍之人日多，身为县官，该如何现管？”
张诗奇心中一喜，这是在看他的施政方针了。
自从独尊儒术之后。华夏历代亲民官都没有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却又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总的来说便是讲究一个“纲常大义”。在这纲常大义之下，法理不过人情，只要本人人品还过得去，施政上便基本在合理范围内。不会导致民怨丛生。
到了国朝，太祖高皇帝深知官吏害民之疾，所以对扰民的县官加重处罚，同时又规定了县官下乡的条件和次数，形成定制。这也是后来一直遵循的“皇权不下乡”制度，而且在明人看来是国朝优于赵宋的善政。
总体而言，国朝官员只要不做事，就已经是做了好事。
张诗奇心中过了一遍自己读的儒家大义，又回到了太子殿下的问题上来。既然殿下重点说了“身为现管的县官”，那么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那套答案恐怕不会尽如上意。他轻咳两声，决定放手一搏。
“殿下，”张诗奇道，“属下以为：县官为一地父母，管不如疏。逃籍之人在于无所依，若是一味堵截只会逼其为盗为贼。若县官能梳理田亩，开荒垦植，以安顿田农；兴修水利，平整官道，以代赈流氓。不以父母自尊，而民自以父母爱之，这方是为官百里之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道：“你古文如何？”
明人以八股制艺为时文，以汉唐文章为古文。要想当官，首先得通过制艺获取进士举人的资格。当官之后，却要将精力放在古文上，否则见识太窄，辞藻匮乏，写出来的东西没有韵味，旁人的用典不能明白，这都是会被耻笑的事。
张诗奇年纪一大把考不中进士，足以证明他的时文平平。朱慈烺只问古文，已经是给了他扬长避短的机会。
“属下耗心古文，故而时文难以长进。”张诗奇当即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古文如史重质。先生读古文，犹好谁家文章？”
“属下尝学韩文公作文。”张诗奇道。
韩文公便是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是被后人视作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文风对宋人影响颇深，为一代文宗的欧阳修所推崇。
在嘉靖年间，文坛上正是前后七子交替之际，期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力抗古文派的“文必秦汉、诗则盛唐”之旨，提倡学韩柳欧阳，要求“文以载道、文道合一”。
这对于后人而言是古代史，对于朱慈烺而言却是古代史与当代史相融合的时事。他作文无须学制艺八股，主要便是学的古文。对比了仿古、抄袭的古文派，他最终还是更偏好取法唐宋的唐宋派文风。
听张诗奇说偏好韩愈，朱慈烺也兴起了知音的感觉，只是为了栽培这个有志于县官的老先生，故意道：“做文豪当学韩昌黎，要做官却要读柳河东。百代文章，我独爱柳宗元之《送薛存义序》，每每读之常有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叹。”
张诗奇记性之好，断然不会背不出这么一篇千古佳作，已经知道了太子殿下的言下之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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