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于四月间发动兵变，杀入建康城，因为路途遥远，这个消息要到五月份才被送至洛阳。群臣大喜之下，多数建议即刻发徐州兵南下，趁乱以取江左。
然而郭默却道：“苏峻不过万余众，且无根基、无声望，破之不难，然恐王敦自武昌顺流来伐。我若遽发兵，仓促间难以规划，能渡者多不过万人耳，倘若王敦、苏峻并力先御我，则势将困穷。以臣之意，不防密觇建康形势，待等王敦杀至，与苏峻争锋时，再遣兖、豫之卒掩袭武昌，别调兵马南下荆襄，趁其虚弱，可保必胜。”
裴该点头道：“卿此番谋划，甚合朕意。”
陆衍时任徐州及豫东二郡都督，主力驻在合肥，别部四千人屯广陵和舆县——因为晋军主力都在武昌，建康空虚，所以不担心对方会从徐州方向发起进攻。倘若这个时候仓促渡江前往建康，郭默说“能渡者不过万人”，其实是高估了，因为粮草尤其是船只的限制，短期内也就派几千人过去而已。以华军的素质，又是攻城战而不是在山林池沼间行军，打苏峻、马雄一万多，即难取胜，应该也不至于大败吧。
然而苏峻作乱，王敦不可能干瞧着，必然大发舟师，顺江而下。别说一旦王、苏二人先联起手来以御北军，则形势危殆了——南渡之兵，很可能匹马不归——倘若当面正逢武昌舟师，你怎么过江都是个问题。
还不如让他们鹬蚌相争去，华军尝试坐收渔人之利，聚集兵马，向江、荆两州发起进攻。最好能够夺取武昌，一刀下去，把长江切成两半，从此天险我与敌共有；退一步，即便王敦留下能将强兵固守武昌，也必然无力再增援荆襄了——就王廙那废物，在外无援救的情况下，打他还不是跟玩儿一样吗？
其他官僚叫嚣着趁机攻打建康，是觉得时机大好，不可错失；唯郭思道久守枢部，于战略规划上经验丰足，才能够拿出来切实可行的应对方案。
然而文、武两大重臣，裴嶷和祖逖，却全都反对仓促发兵。
裴嶷说了：“陛下此前不明申司马睿为叛逆，骤兴讨伐之师，一为中原未定，不宜南征，二则以其胜朝遗绪，不忍加诛，而望其幡然改悔也。今若趁其内乱而往攻其城，固然时机大好，奈何苏峻本国家罪臣，南渡不久便行此诞妄之事，一旦天兵继之，南人或以为苏峻实为伪降之间者也。
“江上来报，苏峻既入建康，即纵兵大掠，侵逼士人，穷凶极暴，残酷无道，南人无不切齿痛恨之，而欲餐其血肉、寝其皮毛。倘若误以为是朝廷授意，则南人终不肯降，且王师申讨时，亦必坚拒，所过难免屠戮，恐失陛下仁恕之意！”
苏峻做得实在是太过分啦，咱们若是趁机伸手，被南貉误会是一拨的，从此深恨北人，这对于统一大业，尤其是收服江南的人心，没什么好处。可不能因为一时小利，就罔顾大义，更影响到底定江左的大业哪。
裴该听他所言有理，不禁捻须沉吟。随即祖逖也出班奏道：“臣亦以为，不应趁机南向，而当继续巩固中原，恢复生产，以待将来。国家方定河北不久，慕容氏虎踞幽州，拓跋氏又叛服不定，沿边戍卒不得休息，倘若此时南下，发兵少则得利少，既取荆州，亦当命中原之卒久戍，虚耗钱粮；发兵多则恐动摇大局，倾空府库。
“昔羊叔子（羊祜）请伐吴，而树机能方肆虐边鄙，以是晋武不许——今日之势亦然。北方若定，中原稳固，则十万之众渡江不难；江左人心散乱，复经苏峻之变，将更孱弱，收之易也。然若谋一时之小利，使中原之卒北守幽、并而南斗荆、襄，万里转运间，国必虚疲。
“要在南人不能渡江而北，鲜卑却可驰骋南向；尸居余气，枯守之徒，无需先伐，戎狄无信，却宜先定。且陛下此前规划，要先使陶公定蜀，再三路发兵夹击建康，如昔晋伐吴故事，可以事半而功倍。如今岂可因一时之忿，而为事倍而功半之劳呢？陛下三思。”
裴嶷从政治上，祖逖从军事上，都极言不可南征，裴该从善如流，当即首肯其言。于是便命华恒、祖纳等以私人身份写信给王敦，申明苏峻之乱与朝廷无涉，并且表态当其东征定乱之时，绝不会从背后去捅一刀——当然啦，信与不信，都在王敦，倘若王处仲接到这些信后反倒心生疑虑，不肯全师以攻苏峻，导致战事拖延，那说不定对华朝反倒更为有利呢。
然而三日后，又有急报传来——这回递出消息来的，乃是王贡安插在江南的奸细——说司马睿既已逃遁，苏峻乃胁逼吴兴王践祚称尊……
王贡既然想在建康城内安插耳目，当然不会放过吴兴王府这个最合适的潜伏场所了，即便在裴该称帝、南北对立之后，仍然不时有相当重要的情报从王府中秘密传递出来，于府内主持其事的，就是管家裴仁。
裴仁本名王陵，还是王导送给裴该为仆的，裴该北渡时并未相携，把他留给了裴氏。其后裴氏又将共过患难的贴身侍女芸儿许于裴仁之子为妻，就此彻底收揽了其心。那么既然裴氏日夕思念其侄裴该，裴仁当然愿意帮忙为裴该搜集情报和传递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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