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造成户数骤降的不仅仅是战争，甚至用灾年来解释也缺乏力度。为了解开我们的疑惑，或许还得来看看古代户籍的统计方式。古代户籍统计是包含在“上计”一项中的。
上计至少起于春秋时期，地方将赋税收入和户口数量等事项层层上报至上级行政组织，最终汇总到中央。
比如秦代确立郡县制后，地方县级行政组织需要将其辖下各乡邻的户数、人口等上报至郡，而各郡整合辖下各县信息传递至中央，再由负责上计的丞相进行处理。
尽管历代政权对于上计制度都十分重视，但从上计制度的流程来看，对于户籍数字是否准确取决于各级政府能否获得准确的户籍信息。
于是乎，决定户数基数的是人口的数量，而决定朝廷所能统计的户数的是朝廷在地方上的控制力。
这种控制力不仅包含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还包含了朝廷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控制力的缺乏，会造成人口在历史学上的“消失”，也就是除了灾害、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外的户籍的缺失。
先来看地方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在汉代之时，东海郡总人口达到140万人，辖内38个县级行政组织共计170乡，吏员却仅有2203人，其中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的有781人。
如此小的吏员规模，实际上很难对地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
不仅如此，地方治安也要由乡邑自行维护社会。
汉政府甚至鼓励宗族维护正义，可以为血亲复仇。吏员缺失，导致地方政府的行政过程往往依赖于地方势力，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不同的仅仅是地方势力所拥有的事实权力以及名称罢了。
在汉代之时他们被称为豪族，在南北朝时一些则转化为士族，到了明清则称为乡绅。
在初唐时，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力不足，其中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户籍数量。隋大业五年统一全国以后，全国的户籍约为891万，但至唐武德年间却仅有200万户。不到20年的时间中，人口降至原来的四分之一不到。
针对这个问题，陈子昂曾奏：“自剑以南，爰及河、陇、秦、凉之间，山东则有青、徐、曹、汴，河北则有沧、瀛、恒、赵，或遭水旱，兵役转输，疾役死亡，流离分散，十至四五”。
除了各类灾害以外，他亦强调了“流离失散”这一点。
直到开元九年(721年)二月，唐廷以宇文融清查户籍，“凡得户八十余万”，所匿户籍约为当年户籍的12%。
但这次清查户籍，依然未能将所有隐匿的户口清查出来。
在汉武帝征讨匈奴时，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更大的可能在于地方势力不愿配合朝廷而隐匿户籍。
战争将严重削弱地方政府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力。
大量难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而朝廷官员亦难以控制人口流动。
这样一来，户籍的统计将变得极为困难，而上计至朝廷的户籍数量，当然也因大量难民流亡而骤减。
比如在安史之乱发生前夕，天宝十三年唐廷统计得 962万户，然而至乾元三年却仅仅剩下了193万户。
在广德二年局势稍微稳定以后，户籍数量又增长至293万户。
这种情况在唐晚期也出现过，开成四年户数近500万，但会昌元年骤降至211万。
有一些时候，朝廷对于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不足，也会导致户籍数量被低估。
比如宋初时，由于赵匡胤篡位夺权而来位不正，故而地方政府并不愿意配合朝廷进行上计，这也就导致朝廷统计的户籍数量由后周时262.6万减少到宋初96.7万。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割据政权中（如北汉）也同样出现。直到北宋政府对于地方控制力逐渐增强以后，户籍数量便迅速恢复了。
所以在历朝历代，都要限制人口的流动。
古代只有宋朝，没有限制流动。唐朝末期也取消了宵禁。
有个词叫挖墙角。
这是为什么？
因为唐代男女私通，需要在墙上挖个洞。半夜里爬来爬去。久而久之，挖墙角就是通奸意思了。
在秦朝建立之前，有个任侠时代。出了很多着名人物。秦朝率先限制流动，更多是获得人口增加，防止任侠。限制流动，还有一个重大因素就是饥荒时代形成饥荒流子。然后成为饥民起义。
一旦携裹，可能就是形成组织化。后果就是思想经济无法交流。
明朝甚至出门二十里都不允许。
这都是控制人口的好办法。
在统治者看来：需要老百姓缴税和服兵役，服徭役。人口流动，你怎么征税，怎么拉他们修城墙修运河，上边疆戍边。让你服徭役了，结果你听到消息跑了，咋办？收税了，你卷了细软去外地了，咋办？
古代主要是两种税：土地税和人头税。汉代税低，那是田税低，刺激你多开荒养活更多人口，没告诉你的是他人头税收得高啊。以当时政府的控制力，抓你回来缴税还不够衙役跑路开销的。再说你要是全家跑了，我去哪找你去？所以有无恒产者无恒心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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