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时，洛阳一度改名神都，武则天独自执政22年，仅2年在长安，其余都在洛阳。
唐代洛阳远比长安富庶，商业气息更浓厚。
唐代洛阳多园林，闻名天下。
唐代洛阳也是国际化都市，大量粟特人在那里生活。
所以李治必不可能放弃。
但是洛阳其实也不是不能攻，虽说很难，但也是能打的。
伊洛盆地的山多属丘陵，高度仅几百米，沟谷多，敌军易渗透、迂回，“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
但是洛阳毕竟居天下之中。
自然很受君王的重视。
所以经常搞两都制。
西周时，长安名丰，或称镐京，是宗周（国都）；洛阳是成周（也是国都，称成周是为了与宗周有别，另有岐周，是周朝故都）。
《史记》认为西周是“长安主、洛阳辅”，即“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其实不然”。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只可能在长安。但当代学者多认为，“烽火戏诸侯”是传说，周有十四师，八师在洛阳，六师在长安，显然是“洛阳主，长安辅”。
虽无定论，但西周灭亡后，东周一直以洛阳为都（东周、西周是后代的说法，当时统称为周）。
秦孝公嬴渠梁灭周，将都城迁到咸阳，转为一都制。统一天下后，为繁荣首都经济，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可人口增加了，关中乏粮，只好从关东、巴蜀运粮至咸阳。
为解除西北军事威胁，也为拓展耕地，秦始皇“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却“地固泽卤，不生五谷”。
秦朝灭亡有竭尽人力的原因，也有经济破产的原因。即“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田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说明一都制不合时宜。
刘邦建立汉朝时，初期倾向于定都洛阳。
秦统一天下后，“荥阳-洛阳”是中原防守核心。荥阳近鸿沟（战国时魏国挖的运河，秦代扩建，将黄河、淮河、泗水连成一体），是南北粮食转运的中枢。刘邦进攻长安，之所以选择绕远的武关道，而非走“连接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与关中平原距离最短的通道，其线路几乎是笔直的”函谷道，因他攻打洛阳失败，为摆脱追兵，不得不如此选择。
恰好武关道兵少，被刘邦钻了空子。
经此一战，刘邦对洛阳认识深刻。刘邦的部下也多赞同定都洛阳，洛阳近刘邦老家沛县，且咸阳已被项羽焚毁。在名臣娄敬、张良劝谏下，刘邦改变了主意。
一是伊洛盆地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平原则“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二是刘项争霸，全靠镇守关中的萧何的资源支撑，此为取胜根本。
刘邦选择“长安主、洛阳辅”，由战略局势决定。
汉初主要威胁来自“东方八异姓王”，即齐王韩信（后徙为楚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耳、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韩王信、燕王卢绾，所占领土已超刘邦。
他们中不少人是名将，出自刘邦属下，自领军割据，刘邦当年为对付项羽，不得已封他们为王。
洛阳处在八异姓王包围中，以此为重心，难免落入东周后期的窘况。
刘邦虽以长安为主，但在位8年，7次到洛阳，他登基就在洛阳。刘邦生前，将“东方八异姓王”一一消灭，用刘姓王代替。
杀功臣杀顺了手，刘邦死时，吕后四日秘不发丧。
商议尽诛开国功臣，被郦商所知，劝审食其说：“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
吕后最终改变了想法。
汉文帝时，刘姓诸王发动“七国之乱”，“长安主”发挥出区位优势，至汉武帝“推恩令”，令刘姓王诸子皆有继承权，王国越分越小，“东制诸侯”取得完胜。
可国家战略转向对匈奴作战后，“长安主”的缺点充分暴露——关中乏粮，大军入驻，难以支撑。
向关中输粮，成本太高，只能走水运，洛阳的地位陡增。
汉武帝时，函谷关东扩，移至三百里外的新安，此即“广关”政策，目的是把洛阳也拉到长安的防守体系中。水路从洛阳到长安仅八百里，却有两大困难。
一是三门峡的砥柱山，在黄河水道的中间，两边水流湍急，水位高，货船无法通过，只能先把货物卸到岸边，从陆路运到上游，再改航运，成本极高。
二是进入关中平原后，河流均浅，仅渭水可航，但弯曲多、泥沙多、枯水期长，后开漕渠，也只有“岁百余万石”。
汉武帝穷兵黩武，“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全靠盐铁专卖、均输、收商车税、算缗（财产税，此前已有）、私人不许从事对外贸易等维持。汉武帝去世前，民怨沸腾，遂停止对匈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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