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安知道手中的这份圣旨的分量，陛下在京师搞了这么多的新政，可是从未向天下推行。
并不是不能，而是陛下睿哲天成，英明天授，深知这新政，不是一蹴而就，更非一旦一夕之间可以完成。
和群臣们不同，兴安知道陛下身后没有高人，他将陛下的所有决定理解为了睿哲天成，英明天授，就是天生干这个事儿的。
草率推行，只会是党祸盈朝，最终惨淡收场，且不见王安石的青苗法，最后都变了青稻钱一般的高利贷，为祸乡里？
朱祁钰面色平静的看着朝臣们的脸色。
纵观古今新政，全都是以军队为压舱石，方能推行。
商鞅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奖耕战，奖励耕种的同时奖励作战勇武；
范仲淹变法，是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定边患，随后入朝做了枢密副使，以《答手诏条陈十事》开启了庆历新政。
枢密院的职能和大明的五军都督府等同，都是最高军事机构。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更是打出了纵观北南两宋三百年的唯一一次开疆拓土、大展神威而大获全胜的战例，熙河开边，拓地两千余里，三次开边，抚羌族三十万帐。
当时西夏、辽国还以为那个武德充沛的中原王朝，又回来了！
次年，王安石就被罢相，启用，再罢相，最后，在神宗崩后，高太后临朝称制的元佑年间，所有的新法政令皆被罢黜。
张居正在万历元年三月，甲申日，对九岁的万历皇帝进讲帝鉴图说：「汉文帝劳军细柳事，因奏曰：古人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今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官受制文吏不啻奴隶。」
「夫平日既不能养其锋锐之气，临敌何以责其有折冲之勇？自今望皇上留意武备将官，忠勇可用者，稍假权柄，使得以展布庶几，临敌号令，严整士卒用命。」
张居正以汉文帝劳军细柳营为由，说将官的地位如同奴隶一般，必须要提高忠勇可用的武人地位，授予权柄。
从一开始，张居正的所有新法改革的核心，就是把军队当做压舱石。
张居正跟谁的关系最好？抗倭名将、镇虏大将戚继光。
张居正在未做首辅的时候，就力主把戚继光从南方调往蓟门，作为压舱石。
蓟门在京师东北方向，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属于京畿。
在20世纪红色浪潮奔涌的年代里，有一位通过选举要走红色路线的南美理想主义者，阿连德。
在当选之时......
就直接说道：「我得提醒你注意另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如果一小部分军人接受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影响，如果不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话，还有出乱子的可能，这个乱子就是军事政变。」
阿连德当选的三年后，被陆军司令军事政变，最终以身殉道，英魂长存。
历朝历代，无不说明一个问题，一个政权的稳固，没有武装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朱祁钰对官僚常怀警惕之心，即便是大明开边四府之地，但是他依旧没有推行他在京畿等地区的新政，而是先拿出了考成法来。
政策的推行的确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更需要方式方法。
毫无疑问，张居正的这套考成法，是行之有效的。
兴安拿起了圣旨，阴阳顿挫的说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
“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
“朕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请申明。”
朱祁钰几次下旨，尚节俭、止贪腐，效果呢？听之者，恒藐藐。
天高皇帝远，理他作甚。
“祖宗成宪，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覆奉钦依转行各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文簿存照，仍另造文册二本，一送该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其各抚按官…”
考成法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僚进行KPI考核的制度，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距离远近、轻重缓急，定下限制，并且要形成两本文册，一本送六科，一本送内阁点检。
月有考、岁有稽。
每月吏部、文渊阁都要对所有的文册进行考察，每年都要派人京官巡抚出京巡查，缇骑、中官俱有。
考成法是否有效，自然是有效，是所谓：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若是无效，张居正也不会被骂几百年，他也不会差点就被开棺鞭尸了。
张居正首辅生涯，从万历元年兵科给事中蔡汝贤弹劾张居正通虏开始，一直到张四维彻底把张居正抄家为止，十余年的时间内，被弹劾了不知凡几、数不胜数。
兴安终于念完了奏疏，整个奉天殿立刻开始了吵吵嚷嚷，变得像菜市场一般热闹。
兴安高声喝道：“朝堂重地，禁止御前喧闹，肃静！”
议论声才慢慢的小了一些。
朱祁钰坐直了身子笑着说道：“衮衮诸公，有什么好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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