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商品的真正价值不能实现。
“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那种最完全地表现生产者被他们自己的产品所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后支配自己的产品的社会。
“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能搞商品经济的。”
“是的，我听出来了。”石云在认真的听。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持同样的认识，从1917年至1921年，前苏联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尽管与特殊的战争环境不无关系，但也不能不看到是同列宁对以上问题的认识分不开的。
“从1921年开始，在列宁的主持下前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主要是用农业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租让制和贸易自由，说到底就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新经济政策挽救了在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下濒临崩溃的苏联经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看，这无疑是前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前进。但是，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终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而是向资本主义的大踏步后退。
“他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既然这个小农国家，摆脱了战争和封锁，在运输业方面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运输业和大工业的无产阶级领导。那末，根据这些前提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地方流转在目前具有头等意义，第二、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列宁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问题，但他更看重社会实践。不管那些理论有多精彩，不管理想有多美好。但只要社会实践需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我们就不行了，比如包产到户，都知道那么做有利于社会生产，有利于调动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却拖了那么多年。
“有的人几乎没去过农村，更没做过农民，过去喊：‘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天回到解放前。’现在还整天指责包产到户这也不好，那也不对。拿一些极特殊的地方的情况说事，享受着改革带来的好处，酒足饭饱拿着特大号的放大镜对改革说三道四。他们如果去农村去讲说他们的这一套，准会被农民骂个狗血喷头”
“就是呀！谁说不是，我看就是吃饱撑的。”石云也对这些人很反感。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好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造成了重重障碍。”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见石云还在认真的听，我接着说：“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的实践：
“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里，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尽管从来没停止过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却一直视商品经济为异已。就连农民用几个鸡蛋换些零花钱有时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
“对商品经济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首先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提高农产品价格，解决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状况。大幅度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在生产和销售中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在此基础上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市场经济被摆到重要位置上。紧接着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尽管在商品经济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限制，但是体制模式已经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
“最后在党的十四大上，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确立为建立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冲破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羁绊与禁锢主要不是理论而是社会实践。对于当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要不要搞市场经济和该不该搞商品经济的问题，而是不搞商品经济不行，这同样是实践做出的结论。
“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搞商品经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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