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校的课上了快两个星期，何雨柱慢慢摸清了班里的底细。
这间教室在鼓楼东大街一所小学里，白天是娃娃们上课的地方，晚上腾出来给大人用。课桌又矮又窄，成年人坐下去膝盖顶着桌底，写字得侧着身子。黑板是木头的，刷了一层漆，年月久了漆皮剥落了好几块，粉笔写上去咯吱咯吱响，老师写一笔就得换个角度，不然那声音刺得人牙根发酸。
教室里的电灯是那种最老式的白炽灯泡，挂了两盏，瓦数都不高，发出来的光黄蒙蒙的，照在黑板上还行，照在课桌上就暗了一层。坐在后排的人看板书得眯起眼，遇上阴天或者电压不稳的时候，灯泡还会一闪一闪的，像是在打瞌睡。
班上总共三十来个人，坐满了这间白天属于三年级二班的教室。何雨柱坐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左手边是墙，右手边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年轻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袖口磨出了线头，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人叫赵卫东，在什刹海那边的煤铺当搬运工，两只手掌全是老茧，握笔的时候指节僵硬得像攥煤钳子，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但他写得极认真，一笔一划都不马虎。
赵卫东第一天上课就主动跟何雨柱搭了话。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一边揉着写字写酸了的手腕，一边扭过头来问：“兄弟，你在哪儿干活？”
何雨柱把钢笔帽拧好，放进口袋里：“锣鼓巷那边的街道食堂，当学徒。”
“食堂？那不错啊。”赵卫东眼睛亮了亮，“学厨子？”
“嗯，切菜颠勺都学。”
“那可比我这活儿强。”赵卫东拍了拍自己裤子上的煤灰，自嘲地笑了笑，“我这双手，卸煤卸惯了，拿笔比拿铁锹还累。你看我这字，跟鸡爪子扒拉出来似的。”
何雨柱看了一眼他的作业本，上面写的字确实难看，但每一笔都压得很重，像是要把字刻进纸里去。他说：“字是练出来的，多写写就好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赵卫东把作业本合上，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我跟你说，我来上夜校不是为了好玩。我们煤铺的账房先生一个月挣四十八块，就坐在那儿打算盘记帐，风不吹日不晒。我寻思着，等我把文化学好了，也去考个账房的活儿。”
何雨柱点了点头。这年头主动来上夜校的人，多半都是这么想的——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是为了换条活路。
赵卫东不是唯一一个抱着这种想法的人。坐在前排第二排的一个姑娘叫王秀芬，在国棉一厂当挡车工，每天在机器前一站就是十二个钟头，耳朵里灌满了织布机的咔嚓声。她来上夜校是因为厂里去年贴了通知，说以后提拔小组长得有初小文化，她连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急得嘴角起了一圈燎泡。每天晚上下了工，她从东郊的厂区骑自行车赶到鼓楼，单趟就要四十分钟。到了教室先趴在桌上喘五分钟，然后才摊开课本。
王秀芬坐的那个位置，桌面被上一届的小学生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早”字。她拿橡皮擦了好几回也没擦掉，后来就不擦了，每次翻开课本那个“早”字就硌在书底下。她跟同桌的姑娘嘀咕过一回：“这字刻得，跟我上学那会儿一模一样。”同桌问她以前在哪儿上的学，她摇了摇头没接话，低头翻开了算术本。
何雨柱观察了这些人两个星期，慢慢在心里给他们分了类。
第一类人最多，是像赵卫东和王秀芬这样的产业工人。他们在工厂或者煤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拿着刚够糊口的工资，想要往上走一步就必须迈过文化这道坎。这些人上课最认真，记笔记记得手指头都抽筋了也不肯停。但他们也最累，有时候上着上着课眼皮子就往下掉，脑袋一点一点的，猛地惊醒过来又赶紧抓起笔。
第二类人是机关里的勤杂工和跑腿的。这种人不多，班上一共四五个，穿得比工人整齐，说话也比工人斯文，一口一个“同志”挂在嘴边。有个叫钱明德的瘦高个儿，在区粮食局当通讯员，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二八大杠送文件。他上课的时候眼睛总往窗外瞟，像是在等什么人，下课铃一响第一个冲出教室。何雨柱有一次在黑市远处见过他，不是在交易，是在那个街口转悠，像是在盯着什么人。从那以后，何雨柱对钱明德就多了几分戒心。
第三类人更少，是像何雨柱这样的小学徒或者个体手艺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有个叫孙大壮的，在鼓楼外大街的修车铺当学徒，专门修自行车。这人膀大腰圆，两只手伸出来全是黑黢黢的机油渍，指甲缝里塞满了铁锈。他每次来上课都带着一股子汽油和橡胶的味道，熏得旁边的人直皱眉。但他自己浑然不觉，往那儿一坐，课桌腿都跟着咯吱一声响。
孙大壮上课不怎么听讲，语文课就趴在桌上画圈圈，算术课就盯着黑板发愣。何雨柱开始以为他是来混日子的，后来有一回课间，孙大壮拿着课本过来问他一道加减法题，问完了挠挠头说：“我师傅说了，修车光会扳钳子不行，得会算账。等我能看明白进货单子了，他就教我大修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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