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八号的傍晚，何雨柱提前半个钟头从食堂出来。
于师傅知道他今晚要去夜校，没说什么，只在他走的时候拍了拍他肩膀：“好好学，别给咱食堂丢人。”何雨柱点了点头，把围裙解下来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棉袄外面套了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出了食堂大门。
天色还没全黑。西边的屋顶上挂着一抹橘红色的晚霞，像是谁在天边泼了一盆炭火。南锣鼓巷的槐树影已经拉得老长，青石板路上的光一块亮一块暗，走在上面像踩着一面破了的棋盘。何雨柱手里攥着夜校的报名回执，纸片被掌心的汗洇得有点发软。他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写着“四九市东城区职工业余学校”，地址在鼓楼东大街，上课时间晚上七点到九点。
报名的时候他没多想，填表交钱就走了。但现在走在路上，倒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是紧张，也不是兴奋，更像是第一次摸黑进空间时的那种心情——面前是一扇门，推开了，里头是什么还不清楚，但你知道，推门的动作本身就是在改变。
过了锣鼓巷，往东拐进鼓楼东大街，街上的人明显多了起来。骑自行车的、步行的、挑担子的，都在往各自的方向赶。街边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一家卖文具的还亮着灯，橱窗里摆着墨水、毛笔和一摞摞白纸。何雨柱在文具店门口停了一下，摸摸口袋里的钢笔——那是上个月在黑市用两斤白面换来的，旧是旧了点，但笔尖还算顺滑。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走进了文具店。
“同志，要点什么？”柜台后面是个戴眼镜的老头，正在翻一本破了封皮的《康熙字典》。
“墨水。蓝色的。”
老头从柜台下面摸出一瓶鸵鸟牌蓝墨水，搁在玻璃柜面上。何雨柱付了钱，把墨水瓶揣进棉袄内侧的口袋里。出了文具店，再往前走一百来米，就能看见一栋两层的灰砖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木牌——东城区职工业余学校。
楼是民国年间盖的，样式老，窗户上的绿漆已经斑驳，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大门敞着，门厅里亮着一盏日光灯，白惨惨的光照在青砖地上，反着冷森森的光。陆续有人从街上拐进来，三三两两地往里走。有的穿着工装，袖口还沾着机油；有的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胳肢窝下夹着课本；有的跟何雨柱差不多年纪，也有三十好几的中年人。大家都不太说话，进门时互相点个头，眼神里有种心照不宣的东西——都是白天干活、晚上来学文化的人。
何雨柱跟着人流进了门厅。墙上贴着分班表，红纸黑字，糨糊还没干透。他找到自己的名字——何雨柱，识字班二班，教室在二楼东头。
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扶手上的漆被磨得露出了木头本色。何雨柱上了二楼，走廊里已经站了不少人，有人在找教室，有人靠在墙上看课本，有人在小声聊天。空气里有股粉笔灰的味道，混着旧木头和煤炉子的气味，不算好闻，但也不难闻——这是一种“正经地方”才有的味道。
他在走廊尽头找到了二班的教室。门半开着，里头已经坐了几个人。教室不大，刷着半截绿漆墙围，墙上挂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画像，还有一张用红纸写的标语——“学习文化，建设祖国”。桌椅是旧的，桌面上刻着各种痕迹，有的是刀刻的名字，有的是钢笔写的公式，一层叠一层，像化石上的纹路。
何雨柱在靠窗的第三排坐下来。桌面还算平整，他用手掌擦了一遍，然后从棉袄口袋里掏出钢笔和墨水瓶，又摸出一个崭新的笔记本——这是何雨水用旧作业本的反面订起来的，封面上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了“语文笔记”四个字。
教室里的座位渐渐被填满了。前两排坐的都是年轻人，有的看起来不到二十岁，估计跟何雨柱差不多大。后排坐了几个中年人，有一个穿着铁路工人的制服，还有一个戴着眼镜，像是个小职员。何雨柱注意到，不管老少，每个人坐下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把笔记本和笔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
七点差五分的时候，全班的座位已经坐满了。何雨柱数了数，大概三十来个人。男人居多，女的只有三四个，坐在一起，看起来像是纺织厂的工人。
七点整，走廊里传来皮鞋踩在木地板上的声响，咯吱、咯吱、咯吱，节奏不快，每一步都踩得稳稳当当。教室里的人声立刻小了。一个瘦高个的中年男人夹着讲义走进来，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没什么表情，但也不让人觉得严厉——就是那种干了很多年教书匠的人才有的眼神，看人跟看书差不多。
“同学们好，我姓赵，赵志国，是你们识字班的语文老师。”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赵志国”三个字，字迹端正，一笔一划都很清楚。“咱们班三十四个人，来自各行各业。有工厂的、有机关的、有商业的，也有个体手艺人。不管从哪里来，到这里都是一个目的——学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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