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把题给他讲了一遍,孙大壮听得很认真,嘴唇跟着默念,像是在背口诀。讲完了,孙大壮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他,打开一看是两块芝麻糖。“我们胡同口那家点心铺剩的,不太新鲜了,你别嫌弃。”
何雨柱没有嫌弃。他当着孙大壮的面吃了一块,又把另一块包好放进口袋里,想着带回去给何雨水。孙大壮看他吃了,咧嘴一笑,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
那天放学以后,赵卫东和孙大壮在教室门口等何雨柱出来。三月底的四九夜里还凉,三个人缩着脖子往鼓楼那边走,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赵卫东走在前头,忽然回过头问了一句:“你说咱们学这些东西,真有用吗?”
孙大壮愣头愣脑地接了话:“怎么没用?我师傅说了——”
“我知道你师傅说了。”赵卫东打断他,“我是说,万一咱们学完了还是没用呢?万一账房还是不要我,万一厂里还是不提拔王秀芬,万一你师傅还是只让你拆车轮子不给碰发动机呢?”
夜风从鼓楼的城门洞里灌过来,呜呜地响,像谁在哭。赵卫东的军装被风吹得贴在身上,瘦得能看出肩胛骨的形状。他在煤铺扛了七年煤,从十七岁扛到二十四岁,脊背已经微微驼了。他知道扛煤不是长久之计,但他不知道学完这些加减乘除之后,自己有没有本事跟那些读过正规小学的人去争一个账房的位子。
何雨柱把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走了一段路才开口:“有用没用,得先学了才知道。不学,你就还是扛煤的赵卫东。学了,你至少是扛煤的赵卫东加上会算术的赵卫东。”
赵卫东愣了一会儿,忽然笑了一声:“你这是宽我的心呢。”
“不是宽你的心。”何雨柱说,“我师傅教我做菜那天跟我说过一句话——手艺人不怕多学一门本事,怕的是等机会来了你什么都不会。”
孙大壮在旁边走了半天没插上嘴,这时候忽然闷闷地开了口:“我师傅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年轻时带过一个徒弟,手艺学了一半就跑了,嫌修车脏。后来那个徒弟所在的工厂要提拔一个维修班长,认字会算的优先。那徒弟什么都不会,白白错过了,悔得肠子都青了。”
三个人在鼓楼底下分了手。赵卫东往西去什刹海,孙大壮往北去鼓楼外,何雨柱往南回南锣鼓巷。分别的时候赵卫东拍了拍何雨柱的肩膀:“明晚见。”
“明晚见。”
何雨柱转身往南走,穿过鼓楼东大街,拐进南锣鼓巷的胡同口。巷子里比大街上暗得多,两边的高墙把月光挡得严严实实,只有两三家窗户里透出一点煤油灯的光。他踩着青石板路往深处走,脚步声在窄巷子里来回撞。
赵卫东今晚问的那句话,他自己其实也想过。
他比班上任何人都清楚,光靠夜校这几本课本,改变不了什么。夜校教的是扫盲级别的文化课,认字、写字、简单的算术,顶多能让人看得懂报纸、算得清工资,离“知识改变命运”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但夜校的意义不在课本本身——在于它是一个合法的、体面的、不需要解释的社交场合。在这里,你可以名正言顺地认识各行各业的人,了解他们的处境,知道哪里缺人、哪里有机会、哪条路走得通哪条路是死胡同。
这才是夜校真正的价值。
何雨柱在胡同拐角处停了一步,瞥了一眼身后。没有人跟着。他继续往前走,四合院的大门虚掩着,他侧身挤进去,院子里漆黑一片,只有何家窗户上还透着一星微弱的煤油灯光。何雨水还没睡,在等他。
他推开门,何雨水正趴在桌上写作业,听到动静抬起头来:“哥,我煮了粥,在锅里温着呢。”
“你吃了没?”
“吃了。”何雨水放下笔,鼻子动了动,“哥你身上什么味儿?”
何雨柱愣了一下,低头闻了闻棉袄袖子——是孙大壮身上那股子汽油和机油混合的味道,在教室里熏了一个晚上,沾上了。他把口袋里的芝麻糖掏出来递给何雨水:“修车铺那哥们儿给的,他叫孙大壮。”
何雨水接过纸包,打开看了看:“他为什么给你糖?”
“我教他做了一道算术题。”
何雨水小口吃着芝麻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哥你在夜校也当师傅了。”
何雨柱脱了棉袄,在灶台边坐下来喝粥。粥是小米粥,熬得有点稀,但热乎乎的喝下去浑身都暖了。他一边喝一边想着赵卫东提到的煤铺账房,想着王秀芬说的国棉一厂,想着钱明德在黑市附近转悠的样子,想着孙大壮手里那两块芝麻糖。
这些人每晚上完课就会各自散去,回到属于他们的煤铺、车间、修车铺和机关传达室。他们来夜校的理由各不相同,但底部写着同一行字——不甘心。
不甘心一辈子扛煤,不甘心一辈子站在机器前,不甘心一辈子只拆车轮子不懂发动机。这年头,不甘心的人遍地都是,但知道怎么把不甘心变成机会的人不多。何雨柱喝完了碗里最后一口粥,把碗放进灶台边的水盆里泡着,心里已经隐约有了一个想法——这些人,以后都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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