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霁梧推门进办公室时，陆知遥还没来。
抽屉没锁，铜把手松了，一拉就开。他没想翻什么，只是顺手把桌上那叠审计报告往右挪了挪，腾出点地方放咖啡杯。杯子是白瓷的，杯沿缺了小口，去年摔的，没扔。他记得陆知遥说过，这种杯子泡龙井最不串味。
他看见信的时候，它压在最底下，压着一张福利院的旧通知单，纸已经发黄，边角卷了，像被水泡过又晾干。信封是那种老式牛皮纸，封口没胶，只用一枚邮票贴着，邮戳是七年前的，地址是福利院旧址，早就拆了。
他没拆。
手指在信封上停了三秒，才轻轻撕开。
信纸是那种小学作业本撕下来的，折了四折，字是铅笔写的，后来用钢笔描过一遍，墨水洇得厉害，有些地方模糊了，但字迹工整，像每个字都数过笔画。
“如果你能看见这封信，说明你还没忘记我。”
他盯着这行字，喉咙发紧，没动。
信里没提谁骂过他，没提谁抢过他的饭，没提院长扣他工资的事。只说槐树。
“那年生日，你折了纸鹤，翅膀断了一条腿。你说没关系，飞得慢点也行。我把它藏在树洞里，怕被风刮走。你走的那天，我爬上去想拿回来，树皮蹭破了手，血滴在纸上，没晕开。我用指甲刮了好久，没刮掉。”
他手抖了一下，信纸差点掉地上。
“我等你来接我。”
没有“为什么走”，没有“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就一句，我等你来接我。
他坐在椅子上，没动。窗外天阴着，云压得低，办公室的灯没开，光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一道一道，照在信纸上，像旧照片的底片。
他站起来，走到自己办公桌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
抽屉里有本日记，皮面，边角磨得发白，封面写着“1998.6.12”，字是铅笔写的，后来用圆珠笔描过，颜色深浅不一。他从没给别人看过。
他翻到六月十二日那页。
字迹很乱，像写的时候手在抖。
“今天是家庭日。陆知遥说他想跟我走。他说他把最后一颗糖给了我。我说好。我写了申请表，贴在树上。我等他来接我。院长说，别做梦了，你不是他家人。他不是你家人。你只是个没人要的孩子。”
他翻到下一页。
“信被扣了。主管说，不能让孩子有幻想。幻想会让他们更难离开。我哭了，没声音。我把信撕了，但没扔。我藏在枕头底下。第二天，信没了。”
他翻到最后一页。
“我记住了他的字。我以后要当律师。我要让所有被扣的信，都寄出去。”
他合上日记，没说话。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声，低得像呼吸。
他走到档案室，门没锁。钥匙在口袋里，没用。他翻了三天的记录，找到那个主管的名字：陈国栋，1998年任福利院行政主管，2005年退休，地址在城西青松路78号。
他没叫车，自己开车去的。
路上，雨开始下，不大，打在挡风玻璃上，雨刷器一左一右，像在数心跳。
青松路78号是一栋三层小楼，外墙掉漆，阳台晾着几件旧衣服，风一吹，衣角晃，像在招手。门牌号还挂着，但字迹褪了，只剩个“7”和“8”能认出来。
他停下车，没熄火。
雨还在下，打在车顶，声音很轻。
他没下车。
手放在钥匙上，没动。
过了十分钟，他发动车，掉头。
回公司的时候，雨停了。天边透出一点灰白的光。
他把信封夹进一本《儿童权益保护法》里，书是去年买的，没拆封，封面还裹着塑料膜。他没贴邮票，没写地址，直接放进快递柜，选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作为收件方。
系统提示：寄送成功。
他盯着屏幕看了五秒，关了。
回办公室，陆知遥已经来了。
他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支铅笔，笔芯断了，用胶带缠着。桌上放着一杯茶，没动，水汽快散了。
沈霁梧没说话，把那本《儿童权益保护法》放在他桌上。
陆知遥没看。
他低头，继续用铅笔在纸上画线，画得很慢，像在量什么。
沈霁梧站在他身后，没动。
窗外，槐树的枝桠在风里晃，有几片花瓣飘进来，落在茶杯沿上，没化。
陆知遥终于放下笔，抬头看了他一眼。
“你去青松路了？”
“嗯。”
“没敲门？”
“没。”
“为什么？”
“不知道。”
陆知遥没再问。他把那本书推回去，推到沈霁梧面前。
“你留着吧。”
沈霁梧没接。
他转身，走到饮水机旁，接了杯水，喝了一口，没咽，含着，盯着水龙头滴水。
一滴，两滴，三滴。
水珠砸在不锈钢槽里，声音很轻。
陆知遥没动，也没看他。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七只纸鹤，翅膀都断了一条腿，用透明胶带粘着。最上面那只，翅膀上用铅笔写着：“2003.6.12”。
他没说话，把盒子合上，放回抽屉。
沈霁梧把水咽下去，转身，走到门口。
门把手是铜的，松了，他拉了一下，没拉紧。
门没关，留了半寸缝。
走廊的灯亮着，光从门缝里漏进来，照在地上，像一条窄窄的河。
他走出去，没回头。
陆知遥坐着，没动。
茶凉了，杯沿的水痕干了，留下一圈浅灰的印子。
窗外，槐花又落了一片，粘在窗框上，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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