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开庭了。
仲裁在人社局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会议室进行。唐远坐在申请人席位，星河传媒的法律顾问坐在被申请人席位。
陈凡没有出席。他的角色是委托人代理，不是法律代理人。委托人代理的作用是推动仲裁受理和证据准备，不出席庭审。
仲裁庭审两个小时。唐远的四条请求逐项审理。
老赵等在馆里，陈凡回来后他急着问：“结果怎么样？”
“管理费从百分之七十调整为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违约金从十万调整为不超过五万，排他从禁止所有活动调整为禁止竞争性签约，版权从全部归公司调整为代理权加版权回归。”
老赵一拍大腿：“锁链拆了！”
“唐远可以自由演出、自由发布歌曲、自由接触非竞争性经纪公司。合约结束后版权全部回归自己。”
“那星河传媒能服？”
“裁决不是终局。星河传媒可以在十五天内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仲裁裁决。”陈凡说，“但四条调整都是基于人社局核查结论和行业标准做出的，裁决依据充分。起诉撤销的成功概率很低。”
老赵想了想：“起诉成本高，赢了概率低，输了更难看。”
“星河传媒做了评估，结论一样：继续维持现有裁决比起诉更经济。没有起诉撤销，裁决生效。”
但拆掉锁链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让天赋找到出口。
商圈步行街驱赶还在。陈凡追加信息请求加快核查。五天后核查结论出来。
老赵问：“核查怎么说？”
“驱赶方式涉嫌过度限制公共文化活动准入。建议修订规定为规范而非禁止，允许街头歌手在合理时段和指定位置驻唱。”
“商圈那边呢？”
“收到整改通知后撤销了唐远的驱赶指令。”陈凡说，“我通过市场监管渠道向文化管理部门推荐了资深制作人方鸣，对唐远进行专业评估。”
方鸣三天后到了通玄馆。五十来岁，瘦，戴眼镜，穿旧夹克，眼睛很亮。来馆里不是为了跟陈凡谈，是听唐远唱歌。唐远弹了吉他唱了两首原创。
听了第一首歌方鸣坐在靠背椅没动。听了第二首歌他站起来了。
“这孩子的天赋不是街头级别的，”方鸣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他需要一个真正的舞台。录音棚、发行、听众认真听的那种舞台。”
方鸣转头看了看陈凡：“你怎么判断他有这个水平的？”
“他唱的时候我在馆里听了一首。”陈凡说，“嗓音条件不是练出来的，是天生的。旋律走向有自己的逻辑，不是模仿。”
方鸣点头：“第二首副歌那段转调，不是科班教出来的写法，是本能。我在圈里二十多年，这种本能见过不超过五个。”
“那五个后来怎么样了？”老赵在旁边插了句嘴。
方鸣沉默了一下：“两个出了唱片，一个改了行，两个没等到机会。”
“唐远不会是第三个。”陈凡说。
方鸣看了陈凡一眼，没接话，低头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在某一页上画了个圈。
方鸣说可以签下唐远。他有一个小型音乐工作室，做本地原创音乐制作和发行，规模不大但专业够。
但签约需要解决前提。
老赵问：“唐远跟星河传媒的合约不是还在生效期内？”
“排他条款调整为禁止竞争性签约后仍然生效，方鸣的工作室属于竞争性经纪公司。版权代理权也在合约期内仍归星河传媒。”
“那就得先解除合约。”
“仲裁调整了条款但没有裁决整体解除。”陈凡说，“我没有等星河传媒自己算账。通过人社局向他们发了一条建议。”
老赵：“什么建议？”
“协商解除合约比继续维持缩水合约的经济成本更低。管理费降到百分之三十、版权改为代理权，收入缩水一半以上。加上核查和仲裁压力，维持的成本在增加，收益在减少。”
“星河传媒算明白了？”
“第五天主动联系人社局表示愿意协商解除。条件是双方放弃剩余合约权利义务，不追究过往行为。三天后签署解除协议。合约终止，锁链全部拆断。”
唐远与方鸣的音乐工作室签了一份新合约。
老赵问条款。陈凡说：“管理费百分之二十，版权归创作者，合约期限两年，违约金合理，排他范围限定在竞争性经纪公司。”
老赵点了下头：“标准合约。不是笼子，是合作。”
方鸣签下唐远后安排他进录音棚录了三首原创歌曲，制作完成后在城区音乐平台发行。
三首歌发行后的第一周，老赵跑来报数：“播放量合计一万两千次。城区本地八千，外城四千。”
“对一个刚出道的新人来说不算多。”陈凡说。
“但之前只能在步行街唱给路人听，现在是从打赏到平台发行，从一天一百块到播放量收入加版权收入。质的飞跃。”
老赵又说：“方鸣前天给我发了条消息，说第二首评论区有人问这歌手是谁，还有人说转给朋友听了。量不大，但都是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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