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1929年）七月下旬至八月，南京—武汉—广州—奉天。
武汉、粤北的接连惨败，以及北方阎、冯、汪联盟的迅速崛起，将蒋介石逼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军事上的挫败与财政上的枯竭交织在一起，迫使这位精于算计的统治者不得不暂时收起武力解决的锋芒，转而寻求以政治和外交手段来破解危局，重整旗鼓。
一、 财政濒崩与江浙财团的压力
南京，财政部。宋子文面色凝重地向蒋介石汇报：“总司令，国库已然空虚。连续数月的大规模战事，耗资巨万。武汉、粤北的失利，不仅损失了大量装备，更使得预期的战利品和罚没收入落空。眼下，北方的阎、冯、汪联盟又已成型，大战一触即发。若无新的巨额资金注入，莫说继续讨逆，恐连现有部队的饷银都难以为继。”
蒋介石脸色阴沉：“子文，你必须想办法！江浙方面如何？”
宋子文叹道：“我已与虞洽卿、张公权（嘉璈）等江浙财团领袖多次磋商。他们与我们绑定太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目前尚愿支持。但他们也已明确表示，连年掏钱并非长久之计，战事必须速战速决，早日恢复秩序，方能保障商业流通和投资安全。他们要求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解决方案。”
“告诉他们，我会很快解决！”蒋介石挥了挥手，语气不容置疑。在宋子文的极力周旋下，江浙财团最终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再次认购了高达七千余万大洋的紧急国债，为蒋介石政权提供了最后的输血。但这笔钱，必须用在刀刃上，且要立刻见效。
二、 杨永泰的“釜底抽薪”之策
拿到钱的蒋介石，立即召来心腹谋士杨永泰（畅卿），商讨破局之策。
杨永泰仔细分析了局势，献上一条毒辣的“釜底抽薪”之计：
拆分两广，以李制桂： “总司令，桂系目下虽连战连捷，气势正盛，然其据有之地，除新得之广东外，两湖、广西、乃至其觊觎之云南，皆非富庶之省，长久支撑大规模战事，财力必捉襟见肘。其命门，在广东！我方可主动任命李济深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李乃粤军元老，与桂系李、白有旧谊，亦非其直接下属。此任命一出，桂系占据广东的法理基础顿失。李济深主粤，粤省财力则不再为桂系所用，此乃断其一臂！”
暂时联桂，孤立北方： “当前大患，在北不在南。阎、冯联汪，挟‘正统’以令诸侯，若不速平，后患无穷。桂系虽强，然其志在割据，暂无问鼎中原之野心。我方可主动与桂系和谈，甚至可许以云南，使其满足。只要其名义上服从中央，暂不与我为敌即可。切不可将桂系推向汪兆铭（汪精卫）那边，汪有‘党统’招牌，若得桂系武力加持，天下易主矣！”
引奉入关，以北制北： “待与桂系达成和解，稳住南方，我即可集中全力，北向讨伐阎、冯。为求必胜，须请东北张学良率军入关助战。战后，山西、山东大半富庶之地可入我手。届时，我部拥有大半领土，再效仿桂系，引进德式装备，整训军队，何愁天下不定？”
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畅卿此策，老成谋国！就依此计行事。子文，你即刻准备，亲赴武汉，与李、白商谈和议。我让立夫（陈立夫）也从旁协助。”
三、 宋子文武汉媾和
七月底，财政部长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全权代表，秘密抵达武汉，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黄季宽）及幕后的李幼邻进行多轮艰苦的谈判。
谈判桌上，宋子文展示了南京的“诚意”与实力：
政治承认： 南京中央政府正式承认桂系对湖南、湖北、广西三省的实际控制权。对于敏感的广东问题，提出由双方都能接受的李济深出任省主席，桂系部队可留驻粤北部分地区“协助绥靖”。
领土延伸： 默许甚至支持桂系向云南方向“拓展影响力”（暗示可攻打龙云）。
经济补偿： 由中央拨款一千万大洋，作为对桂系的“劳军补偿”及战后重建费用。
共同敌人： 强调当前最大威胁是北方“分裂国家、另立中央”的阎、冯、汪联盟，呼吁“维护统一”。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深知，连续大战后桂系亦需时间消化战果、整补部队，且北方阎、冯坐大确非桂系之福。经过反复权衡，特别是李幼邻从长远战略角度分析“暂与蒋和，北望中原，伺机而动”的利弊后，桂系最终接受了和议，其实是炮弹和子弹的储备见底了。
八月五日，蒋桂双方达成秘密协议：
桂系名义上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南京承认桂系控制两湖、广西，并默认其图滇。
广东省主席由李济深出任，桂系部队逐步撤出广州，但保留在粤北的驻军权。
南京支付桂系一千万大洋。
双方立即停止敌对军事行动。
四、 东北：最后的砝码
南方战火甫息，蒋介石丝毫不敢停歇，立即展开对北方最关键一环的布局——争取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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