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产品找到了最初的销路，更让秀英几家参与互助小组的人心里暖融融的，干劲更足了。然而，在王家庄另一头，省联合调查组临时驻扎的村小学里，气氛却并不轻松，甚至比刚进驻时更加凝重。表面的平静之下，是暗流汹涌的较量。
调查组的工作从未停止。在初步掌握了王大虎团伙大量犯罪事实后，他们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向了更深处——是谁在背后支撑着王大虎如此肆无忌惮？飞皇集团在王家庄的项目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线索，如同散落的珠子，开始被一根无形的线串联，隐隐指向飞皇集团的高层，尤其是那个很少直接露面，却始终笼罩在项目上空的董事长陈少。
省纪委的秦处长负责追踪利益链条。他从王大虎、王老七的账本以及“兴隆五金”的往来记录中发现，虽然账目做得隐蔽，但有几笔数额较大的“项目协调费”、“拆迁补偿垫付款”的最终流向，都指向了飞皇集团王家庄项目部的特定账户，而当时负责审批这些款项的，正是已经被集团抛出来当“替罪羊”的那个项目经理。更重要的是，有村民模糊地回忆，王大虎在一次喝酒后曾吹嘘，说“上面的大老板”对他的工作很满意。
省公安厅的孙队长则重点追查暴力拆迁和阿威这条线。虽然阿威人间蒸发，但他手下那两个被抓的骨干，在强大的心理攻势和确凿证据面前，终于松口，承认是接受了阿威的直接指令，混入拆迁队伍制造混乱，并且指认阿威是受飞皇集团高层（他们级别低，只知道是“上面的大老板”，但描述的特征与陈少身边的亲信吻合）的指派，全权处理王家庄的“麻烦”。至于那个“意外”计划，他们也证实是阿威亲自策划，目的是为了“杀鸡儆猴”。
环保厅的刘高工这边，证据更为直接。偷排污水的行为，受益方明确是飞皇集团王家庄项目部，目的是为了节省高昂的污水处理成本。虽然具体执行人被推出来顶罪，但如此大规模、长时期的偷排，很难让人相信仅仅是基层员工的个人行为，项目管理层，乃至集团更高层，至少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
所有这些线索，都像一支支利箭，瞄向了飞皇集团的核心区域。
然而，当调查组试图沿着这些线索继续深挖，特别是想要触及飞皇集团总部和陈少本人时，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形的阻力。
这种阻力，并非明目张胆的对抗，而是体现在方方面面：
调查组需要调取飞皇集团总部更详细的财务数据和项目审批流程，对方表面上积极配合，但提供的材料总是“恰好”缺失了最关键的部分，或者以“涉及商业机密”、“年代久远需时间整理”为由拖延。
当调查组试图约谈飞皇集团更高层级的管理人员，甚至是陈少本人时，对方律师总是第一时间出现，以各种理由婉拒，或者即便同意谈话，也是滴水不漏，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已被处理的项目经理和王大虎，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更让调查组感到棘手的是，来自市县一些层面的“关心”和“提醒”开始增多。某些领导会“不经意”地过问调查进展，委婉地表示飞皇集团是本地纳税大户、就业支柱，希望调查“把握好尺度”，“维护稳定大局”，“不要影响经济发展”。这些话语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施加着无形的压力。
甚至调查组内部，也感受到了一种微妙的氛围。某些从本地抽调的辅助人员，态度变得有些暧昧，办事效率似乎也不如开始时那么高了。
秦处长、孙队长和刘高工等人心里都清楚，他们触碰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违法行为，更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网络。飞皇集团深耕多年，与地方权力勾连甚深，形成了一道虽然看不见、却异常坚韧的保护层。
“这是在给我们设置软钉子啊。”一次内部碰头会上，孙队长皱着眉头说，“所有直接指向陈少的证据链，到了关键环节就断了，或者被巧妙地规避了。对方很懂法，也很懂得如何利用规则来保护自己。”
秦处长推了推眼镜，眼神锐利：“这说明我们找的方向是对的，他们害怕了。越是这样，我们越要沉住气，证据一定要扎实，要形成完整的闭环。硬骨头，总要一口一口啃。”
调查，进入了最艰苦、最考验耐心的相持阶段。表面上，飞皇集团偃旗息鼓，秀英家获得了喘息，王家庄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暗地里，一场关乎最终正义能否实现的、更为复杂的博弈，正在无声而激烈地进行着。调查组的每一步深入，都仿佛在泥潭中前行，阻力重重，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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