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陪我，我就是来看看。” 我坐在邱法官对面，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案卷，“你手里现在有多少个案子？” 邱法官苦笑了一下，翻开桌上的办案系统：“加上今天开庭的这个，一共46个，其中有18个是简易程序，28个是普通程序。上个月刚结了36个，这个月估计也得结这么多。”
我拿起一份判决书，仔细读了起来。判决书写得条理清晰，说理充分，引用的法律条文准确无误，可在判决结果的表述上，却有些过于生硬。“这个案子，原被告双方其实都有调解的意愿，为什么没走调解程序？” 我问道。邱法官叹了口气：“没时间啊。简易程序的案子审限只有三个月，普通程序六个月，要是每个案子都调解，审限根本不够用。而且现在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期待越来越高，稍微有点不满意就上诉，我们也不敢轻易调解，怕出问题。”
我点点头，又翻了翻法院的队伍建设材料。新港区法院共有干警88人，其中员额法官33人，平均年龄39岁，去年共受理各类案件8000余件，结案率96%，服判息诉率88%。在办案水平方面，大部分法官都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可在作风建设上，材料里提到“个别干警存在急躁情绪，与当事人沟通不够耐心”。
“王法官，你们平时跟当事人沟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问道。邱法官想了想，说：“现在的当事人法律意识越来越强，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有时候一个案子，当事人能打十几个电话问进展，我们要是解释得稍微慢一点，他们就会投诉我们不作为。其实我们也想好好跟他们沟通，可案子太多，实在忙不过来，有时候说话就没那么有耐心了。”
离开法院时，我的心情有些沉重。我知道，办案水平的提升不仅仅是法律知识的积累，更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打磨；作风建设也不是靠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得从根本上解决干警们的后顾之忧。
第三站，是新港区司法所。司法所位于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里，门口挂着“人民调解委员会”“法律援助工作站”两块牌子。所长老董是个老政法，头发已经花白，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笑容。“王组长，欢迎欢迎。”老董热情地把我迎进屋里，泡上了一杯热茶，“咱们司法所人少事多，主要负责社区矫正、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
我喝了口茶，说：“先说说社区矫正吧，你们现在管理着多少名社区矫正对象？”老董翻开笔记本，认真地说：“目前在矫的有29人，其中缓刑21人，假释5人，暂予监外执行3人。我们每个月都会组织他们参加集中教育和公益劳动，每周都要进行电话汇报，每半个月上门走访一次。”
“走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我问道。老董的脸色沉了下来：“有啊。有个社区矫正对象叫谢某，因为交通肇事罪被判了缓刑，家里有个瘫痪在床的老母亲，还有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他想出去打工挣钱，可按照规定，社区矫正对象不能离开本市，我们也很为难。要是不让他出去，家里的生活就没法维持；要是让他出去，又不符合规定，万一出了问题，我们得担责任。”
我皱起了眉头，这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社区矫正工作既要严格管理，又要体现人文关怀，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很难把握好这个度。“那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接着问。老董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处理？只能跟他好好沟通，让他先在本地找份工作，有什么困难我们尽量帮忙解决。可本地的工作机会少，工资也低，他一个人要养活三口人，实在不容易。”
在法律援助工作站，我遇到了正在咨询的农民工老张。老张在工地上干活时摔断了腿，老板却拒绝赔偿，他只好来司法所申请法律援助。“王组长，您可得帮帮我啊。”老张握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水，“我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挣钱，现在腿断了，老板又不给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负责法律援助的小黄律师连忙说：“老张，你别着急，我们已经受理了你的案子，会尽快帮你收集证据，争取让老板赔偿你的损失。”小黄律师告诉我，像老张这样的农民工维权案件，他们每个月都会受理十几起，大部分案子都能通过调解或诉讼的方式解决，可也有一些案子，因为证据不足或老板恶意拖欠，处理起来非常困难。
“我们所里只有两名律师，要负责整个新港区的法律援助工作，有时候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小黄律师无奈地说，“而且法律援助的经费有限，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自己贴钱打印材料、出差取证。”
我在司法所待了一下午，听老董和小黄律师讲了很多基层司法工作的故事。他深深感受到，基层政法工作者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可他们依然在默默坚守，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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