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赐人参的锦盒，像一道无声的符咒，镇住了茶房乃至乾清宫区域关于楚宁的流言蜚语。明面上的指摘与窥探如潮水般退去，但楚宁能感觉到，水面之下，更多隐秘的视线正重新聚焦在她身上，带着审视、掂量，或许还有不甘。
常嬷嬷对她恢复了往常的严厉，但偶尔眼底会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怜悯的复杂神色。春杏则彻底放下心来，话也多了，只是常常忍不住偷瞧那锦盒，仿佛那是什么了不得的护身符。其他宫人更是恭敬有加，甚至带着几分刻意的讨好。
楚宁对这一切报以不变的沉静与恭谨。她更加勤勉地往来于茶房与涵今斋之间，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康熙许可、胤禛提示的藩属国资料整理中。她系统梳理了自清初以来朝鲜、琉球、安南、暹罗等国的朝贡记录、使臣往来文书、以及边疆官员反馈的各类情报，尤其关注其中涉及沙俄与日本的信息。
在翻阅一本顺治年间辽东将领私人笔记的抄本时，她发现了一段被朱笔圈出的记载：顺治十二年，朝鲜国王密遣心腹渡鸭绿江至凤凰城，向清廷守将通报，有“罗刹鬼”数股出没于黑龙江上游，建木城，掠索伦、达斡尔等部人口，并试图与当地某些“野人女真”头目接触。朝鲜方面因担忧其危及自身边境，故秘密示警。清廷初时未甚重视，直至数年后方大举用兵。
这段记载印证了沙俄东扩的早期渗透，也显示了朝鲜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的敏感与主动性。楚宁将其仔细摘录，并附上自己的简单按语：“可见罗刹觊觎东北，其来有渐；藩属动向，亦关乎边情。”
另一份康熙初年的礼部旧档则提到，日本德川幕府曾通过朝鲜使者，隐晦表达希望与清朝建立正式贸易关系的意愿，但因“海禁未开，且倭人素性狡诈，前明之患未远”，朝廷予以婉拒，只维持有限的铜、硫磺等物贸易。当中还有一句不起眼的评论：“倭商私下与闽浙沿海走私者往来未绝，此患不在海上，而在岸上。”
这些发现，让楚宁对康熙时期面临的边疆与外交格局有了更立体的认识。她将整理好的概要通过梁九功呈上，心中并无把握康熙是否会对这些“旧闻”感兴趣。
出乎意料的是，两日后梁九功带来口谕：“万岁爷对你整理的朝鲜旧档颇为嘉许。命你继续留意此类涉及边情藩务之记载，尤以蒙古诸部为要。”
蒙古？楚宁心中一凛。这显然与当前的西北准噶尔问题密切相关。康熙的目光，从未离开过那片广袤的草原。
紧接着，梁九功布置了新的具体任务：“万岁爷有旨，今秋将有漠南、漠北蒙古数部王公台吉入京朝觐。着你从旧档中，检寻前朝与本朝初年与蒙古各部会盟之详细仪注、盟誓条款、赏赐定例，以及历次会盟后各部态度、边境市易变化之记录，务求详尽，三日内先呈大概。”
这是一项时间紧、要求高的任务，且政治敏感性极强。会盟不仅仅是礼仪，更是权威的展示、利益的分配和忠诚的考验。康熙需要这些历史资料，既是为了遵循旧例，更是为了在当下的会盟中占据主动，甚至可能借此敲打、拉拢某些势力。
楚宁立刻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涵今斋中关于蒙古的记载浩如烟海，从明代的“九边”档案到清初的满蒙联姻记录，从军事征讨的奏报到安抚羁縻的诏书。她需要从中筛选出与会盟直接相关的核心文件。
她先找到了顺治年间与科尔沁等漠南蒙古各部会盟的详细记录，包括盟誓地点、参与人员名单、宣读的蒙汉合璧誓词、皇帝赏赐的财物清单，以及后续开设的互市地点与规则。这些资料相对规范。
难点在于漠北喀尔喀蒙古各部。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三部在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进攻下内讧并南逃，康熙予以接纳安置，并于多伦诺尔举行会盟，确立了清廷对喀尔喀的宗主权，将其纳入盟旗制度。这是本朝对漠北蒙古经营的关键一步，相关档案理应极其重要且敏感。
楚宁在多宝格下方一个锁着的铁柜中，找到了标注为“康熙二十八年，漠北事宜”的一批密档。她小心开启，里面文件保存完好，包括多伦会盟的筹备文书、与会王公的誓书原件、清廷封授的爵位品级册、以及会盟后划分牧地、编设旗佐的初步方案。
在这些正式文件之下，她发现了一份没有标题、纸张也略为不同的手写密报，字迹潦草，像是前线将领或密探的急件。日期是康熙二十七年秋，即喀尔喀溃败南逃后不久。内容让楚宁倒吸一口凉气：
密报称，喀尔喀三部溃散过程中，土谢图汗部一部贵族，曾暗中与噶尔丹使者接触，意图以部分人口牲畜为代价，换取噶尔丹停止追击，并试图说服噶尔丹与清廷谈判，共分喀尔喀。然此事因部众反对及清军接应迅速未能成行。该贵族在归附后，对此事绝口不提，表面上对清廷极为恭顺。密报后附有该贵族姓名及其所属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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