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3月18日，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长城一号”芯片发布会定在上午十点，但九点不到，会场已经挤满了人。中外媒体、行业专家、投资机构、政府官员，甚至还有几家外国半导体公司的代表——他们坐在后排，表情微妙。
主席台上没有鲜花和彩带，只有简单的蓝色背景板，上面印着芯片的显微照片和一行字：“中国第一片0.8微米工艺自主芯片发布”。肖向东、陈思北、林美娟、李卫国四人并排坐着，都穿着深色西装，表情严肃。
九点五十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进会场——程老，863计划半导体专项专家组组长。他没打招呼，直接在前排坐下，对身边认出他的人微微点头。
李卫国在台上看到程老，心头一紧。这位老人的出现，既是支持，也是压力。
十点整，发布会开始。
陈思北做技术报告。他没有用华丽的PPT，而是直接展示测试数据、显微照片、性能对比图表。当屏幕上出现“长城一号”与国际同类产品参数对比时，会场响起低语声。
“工作频率16MHz，英特尔386是33MHz。”
“功耗1.8W，偏高。”
“集成度12万晶体管，只是386的四分之一。”
陈思北等议论声稍停，继续说：“这些差距我们很清楚。但我想提醒各位几个数字：第一，这片芯片从设计到流片，只用了十一个月；第二，我们用的光刻机，是一台修复的、十四年前的老设备；第三，整个研发团队平均年龄三十一岁，三分之二是本土培养的工程师。”
他切换幻灯片，出现一张照片：上海老厂车间里，钱师傅戴着老花镜磨镜头的侧影。
“这是钱工，六十四岁，去年脑梗后右手残疾，但用左手完成了最后的光学校准。”陈思北声音有些哽咽，“还有冯工，这台光刻机的设计者，1983年去世，临终前说‘不甘心’。”
会场安静了。
“今天我们发布‘长城一号’，不是为了庆祝胜利，而是为了告慰那些‘不甘心’的前辈。”陈思北深吸一口气，“更重要的是，为了宣布一件事：从今天起，向东集团正式启动‘追平计划’——五年内，在0.35微米工艺上达到国际量产水平。”
掌声响起，起初稀疏，然后变得热烈。
提问环节，第一个举手的是《华尔街日报》记者：“肖先生，摩托罗拉刚宣布在中国投资三亿美元建芯片封装厂，你们的0.8微米芯片在此时发布，是否是一种应对？”
问题很尖锐。肖向东接过话筒：“首先祝贺摩托罗拉扩大在华投资，这证明中国市场的重要性。至于我们的芯片——中国有句古话，‘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0.8微米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我们欢迎所有国际企业来华竞争，但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为他们的竞争者。”
回答不卑不亢。
第二个提问的是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你们的工艺良率只有30%，远低于商业化的80%标准。这是否意味着‘长城一号’只是象征性的？”
林美娟接过话筒：“我是做医药的，知道一个新药从实验室到上市，成功率不到10%。芯片也一样。30%的良率确实不高，但三个月前，这个数字是0%。更重要的是——”她调出一张图表，“我们分析了失败芯片的缺陷分布，找到了三个关键工艺瓶颈。解决这三个瓶颈，良率可以提到50%以上。”
她用科学家的严谨，化解了记者的质疑。
发布会进行到一半时，后排一位外国代表突然离场——是摩托罗拉中国区的人。李卫国在台上看得清楚，心里明白：这场发布会，已经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
发布会结束前，程老突然站起来。工作人员递过话筒。
“我是程建业，一个搞了一辈子半导体的老头子。”他开口，会场瞬间安静，“1978年，我带队去日本考察，看到人家的3微米生产线，回来三天没睡着觉。那时候我想，中国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1微米芯片？”
他停顿，目光扫过全场：“今天，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他们做出了0.8微米。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它是真的，能工作。”
老人声音提高：“我想对那些质疑的人说——你可以说它落后，可以说它不成熟，但你不能说它不存在！这片芯片证明了一件事：中国人，能做芯片！”
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程老坐下前，看了肖向东一眼，微微点头。
那眼神里有太多内容：认可、期待、还有沉甸甸的托付。
三天后，沈阳回龙岗革命公墓。
李振华的葬礼很简单。老同事、老工友来了二十多人，大多白发苍苍。没有追悼词，李卫国只是把父亲一生的时间线写在纸上：1949年进厂当学徒，1958年参与研制第一台龙门铣，1975年设计出数控液压系统，1988年退休，1995年见证第一片国产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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