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后，肖向东打开笔记本，开始起草《关于进入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构想》。窗外，熊本的夜空没有太多星光，但工厂的灯光彻夜不熄，像这片土地野心的证明。
他写下一行字：“半导体不是生意，是生死。”
又划掉，改成：“半导体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最后定格为：“如果我们不做，谁会做？如果现在不做，何时做？”
6月20日，肖向东回国第二天，直接飞往上海。
上海半导体设备三厂位于闵行老工业区，苏联援建时代的红砖厂房，墙皮剥落，窗户玻璃碎了几块。厂区大门的铁锈斑驳，门卫室里坐着个打盹的老头。
李卫国已经先到了，身边还跟着上海经委的一位处长。见到肖向东，李卫国摇头：“比想象中还糟。”
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姓周，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眼镜腿用胶布缠着。他带着三人参观车间——说是车间，更像废品回收站。生锈的机床停着，地上油污积了厚厚一层，墙角堆着半成品零件，蒙着灰。
“最辉煌的时候，我们厂给‘两弹一星’做过真空泵。”周厂长指着墙上褪色的奖状，“80年代初，还能生产简易光刻机，虽然精度只有5微米……后来国外设备进来，我们就没订单了。”
他走到一台布满铁锈的设备前，用手抹了抹铭牌：“这是1978年仿制日本的第一代光刻机，全国就三台。现在……”苦笑，“废铁。”
肖向东蹲下身，仔细看那台机器的结构。虽然粗糙，但底座铸件厚重，导轨的加工精度看得出当年的工艺水准。
“厂里还有多少人？”他问。
“在册职工412人，实际在岗的……87人。”周厂长声音低下去，“剩下的，有的病退，有的出去摆摊，最年轻的技工也四十五岁了。工资欠了八个月。”
“技术资料呢？”陈思北更关心这个。
“都在。”周厂长眼睛亮了一下，“从建厂到现在，所有的设计图纸、工艺卡片、实验记录，一箱一箱锁在档案室。我每周亲自去晒一次，防潮防蛀。”他顿了顿，“我知道这些东西过时了，但……总是个念想。”
肖向东和李卫国对视一眼。两人走到车间外的空地上，远处传来黄浦江轮船的汽笛声。
“收购价，经委那边开口三千万。”李卫国说，“包括土地、厂房、设备、债务，还有……那412个职工。”
“技术资料呢？”
“没算钱。”李卫国苦笑，“在他们看来，那些废纸不值钱。”
肖向东点了支烟——他很少抽烟，但此刻需要一点刺激。“三千万，光那块地就不止这个价。闵行虽然现在偏，但五年后呢？”
“所以上海方面觉得是甩包袱。”李卫国压低声音，“但我打听了，这厂有三件事值钱：第一，它有‘半导体专用设备制造许可证’，全国就七张；第二，它档案室里，有中国第一代光刻机从仿制到改良的全套图纸，虽然过时，但能省我们很多基础研究时间；第三……”
他顿了顿：“那87个在岗工人，都是老师傅。车钳铣刨，闭着眼睛都能做。现在年轻人谁还学这些？”
肖向东吐出一口烟：“工人们愿意吗？国企变民企。”
“周厂长私下说，只要能发工资，干啥都行。”李卫国叹息，“但他有个条件：不能裁员。412人，一个不能少。”
“一个不能少。”肖向东重复，踩灭烟头，“走，去档案室看看。”
档案室在厂区最深处一栋独立小楼，三层，外墙爬满爬山虎。周厂长打开沉重的铁门时，灰尘簌簌落下。里面没有窗户，靠几盏日光灯照明，光线昏暗。
但一排排铁柜整齐得惊人。每个柜子都有编号，柜门上的卡片写着年代和内容：“1965-1970，真空设备图纸”“1971-1975，光刻机仿制记录”“1976-1980，工艺改进实验”……
周厂长打开一个柜子，抽出厚厚的蓝图。纸张已经泛黄，但线条清晰，标注工整，用的是已经淘汰的工程字体。
“这是第一任总工的手绘原图。”他抚摸图纸边缘，像抚摸孩子，“他前年走了，胃癌。临终前跟我说，‘老周，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陈思北接过图纸，走到灯光下仔细看。越看，眼神越亮。
“肖总。”他抬头，“这些基础结构设计，虽然精度不够，但思路很扎实。如果我们用现在的数控机床重新加工核心部件，用新的控制系统……”
“能到什么水平？”
陈思北快速估算：“第一步，先做到1.5微米工艺，良品率提到70%以上。虽然还是落后，但至少……能用了。”
“能用”两个字，在此时此地，重如千钧。
肖向东环顾这间尘封的档案室。空气里有纸张、灰尘、机油混合的复杂气味，像一段被遗忘的历史在呼吸。墙上有幅褪色的标语，还能辨认出字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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