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士山下的寒意
1993年6月15日，日本，九州岛。
飞机降落在福冈机场时，肖向东透过舷窗看到远处的富士山轮廓——这是转机时短暂停留的视角。三个小时后，他坐上了前往熊本县的新干线。窗外景色飞掠，整洁的田园、规整的工厂区、偶尔闪过的神社鸟居，一切都透着一种精密的秩序感。
此行是“中日高新技术交流团”的一部分，由科委组织，二十家企业代表参加。肖向东原本不想来——专利战正胶着，林美娟的疫苗又面临默克第二轮质询。但李卫国说服了他：“去看看敌人的阵地，才知道差距有多大。”
“敌人？”肖向东当时反问。
“未来十年，芯片就是战场。”李卫国从包里抽出一份内部简报，“日本去年半导体产值占全球37%，美国占33%，韩国起步晚但势头猛。我们呢？0.8%。”
简报上的数字像一根刺。
交流团的第一站是东芝在熊本的存储芯片工厂。大巴驶入厂区时，肖向东注意到几个细节：厂区围墙不是砖石，而是双层防震玻璃，透过玻璃能看到里面的绿植；入口处的安保人员鞠躬角度标准得像量过；空气里没有化工厂常有的异味，只有淡淡的电子清洁剂味道。
“这座工厂月产8英寸晶圆三万片，制程工艺0.8微米。”日方接待员是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性，英语流利，笑容无懈可击，“良品率97.2%。”
陈思北站在肖向东身边，低声说：“我们上海那个实验室，上个月才做出第一片0.8微米试验芯片，良品率……11%。”
进入洁净车间前，所有人要经过十五道清洁程序：防尘服、风淋、静电消除、层层气密门。肖向东透过观察窗看向车间内部——那是另一个世界。机械臂无声滑动，传送带上的晶圆像银色镜片缓缓流淌，黄色灯光下，穿着白色无尘服的工人们如同仪式中的僧侣，动作精准到毫米。
“这套光刻机来自荷兰ASML，每台售价一千两百万美元。”日方介绍，“我们工厂有十二台。”
一千两百万美元，十二台。肖向东在心里快速计算：一亿四千四百万美元，按当时汇率约合八亿人民币。而向东集团去年总利润，刨去研发投入，不到两亿。
更震撼的还在后面。
参观结束后是座谈会。日方展示了技术路线图：1995年实现0.5微米量产，1998年进军0.35微米，2000年目标0.25微米。幻灯片上的曲线陡峭上扬，像一道无法逾越的悬崖。
“中国同行目前主要在做哪些工艺？”一位日本工程师礼貌地问。
交流团领队、科委某副司长含糊回应：“我们正在积极引进消化……”
“三英寸晶圆，3微米工艺。”肖向东突然用英语开口，声音在会议室里格外清晰，“良品率不超过40%，主要做消费电子里的简单芯片。”
全场安静。几位中方代表脸色尴尬。
日本工程师愣了愣，随即点头：“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三十年前，日本也是从那里起步的。”
这句话本意是安慰，但听在肖向东耳里，像一记耳光。三十年的差距。
座谈会后是工厂安排的晚宴，传统的怀石料理，每道菜都精致如艺术品。肖向东食不知味。席间，东芝一位高层举杯走过来，通过翻译说：“肖先生，听说你们正在和摩托罗拉打专利官司？勇气可嘉。”
“谈不上勇气，只是不想跪着。”肖向东举杯回应。
那位高层笑了笑，说了句日语。翻译迟疑了一下，还是译了出来：“他说……在绝对的技术差距面前，站姿并不重要。”
肖向东握杯的手指关节发白。
晚宴结束后，他没有随团回酒店，而是独自走到工厂外围。夜幕下的芯片工厂灯火通明，像一座巨大的发光堡垒。远处传来新干线列车驶过的声音，低沉的呼啸像这个国家工业脉搏的跳动。
陈思北找了过来，递给他一罐从自动贩卖机买的咖啡。
“受刺激了？”陈思北问。
“不是刺激。”肖向东拉开易拉罐，泡沫涌出来，“是绝望。”
他顿了顿，又说：“不，是绝望之后的清醒。”
二、深夜越洋电话
回到酒店已经是晚上十一点。肖向东算了时差，北京应该晚上十点。他拨通总部电话。
接电话的是林美娟，声音里带着疲惫：“专利案有新进展，摩托罗拉同意进入调解程序，但要求我们承认‘技术借鉴’。李卫国没答应。”
“做得对。”肖向东说，“美娟，我在日本半导体工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怎么样？”
“像第一次进城的老农民看见摩天大楼。”肖向东苦笑，“不，比那差距还大。我们还在用锄头，人家已经在用联合收割机了。”
林美娟轻声说：“但农民也要吃饭，不能因为别人有收割机就不种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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