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律师函像雪片一样飞来
1993年3月12日，北京还笼罩在倒春寒的雾气里。
肖向东刚走进向东集团总部大楼——这座位于中关村南大街的十二层建筑，是去年用股票认购证的部分利润购置的——秘书小周就脸色发白地迎上来。
“肖总，国际快递，四封。”她手里的牛皮纸信封厚得反常。
肖向东接过，扫了一眼寄件方：两封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绍姆堡，一封来自新泽西州肯尼沃斯，还有一封是香港一家知名律所。他脚步没停，电梯上行时已经撕开了第一封。
英文法律文书，密密麻麻的条款。关键词跳进眼里：“Motorola”“patent infringement”“lawsuit”。
电梯停在八楼，门开了。陈思北正好从研发中心出来，手里攥着一块电路板，看见肖向东脸色，话咽了回去。
“会议室，现在。”肖向东声音平静，但陈思北听出了里面的金属质感。
五分钟后，核心五人全部到齐。除了在沪的上海微电子负责人，肖向东、陈思北、李卫国、孙晓芸，还有临时从医药实验室赶来的林美娟——她手里也拿着一封拆开的信，指节发白。
“摩托罗拉起诉我们。”肖向东把文件推到桌子中央，“汉字传呼机三项基础专利侵权，要求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赔偿预估……两千三百万美元。”
会议室里吸气声清晰可闻。1993年，两千三百万美元。
“默克。”林美娟的声音有些抖，不是害怕，是愤怒，“质疑我们乙肝疫苗重组技术的来源，说我们‘不当使用’了他们1986年发表的专利技术。要求公开技术路径，否则将在三十个国家申请禁令。”
李卫国抓起摩托罗拉的诉状翻看，眉头拧成疙瘩：“起诉地在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法院——那是摩托罗拉的老巢。他们算好了，我们在美国没有业务，应诉成本极高，大概率会选择和解。”
“和解？”陈思北猛地站起来，手里的电路板“啪”地按在桌上，“我们的汉字处理芯片是自己逆向工程再设计的！传呼协议是公开标准！他们这是赤裸裸的恐吓！”
肖向东抬手压了压。他没有坐，站在窗前，看着楼下中关村街道上开始拥挤的自行车流。晨雾正在散去，阳光刺破云层，在这个改革开放的第十五个春天，寒意却从太平洋彼岸汹涌而来。
“四封信，同一周送达。”他转过身，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摩托罗拉、默克，加上香港这家替华尔街基金打听我们上市计划的律所——还有一封，是台湾一家半导体公司的‘合作邀请’，要求用我们的销售渠道换他们的落后芯片。四路齐发。”
孙晓芸敏锐地抓住关键：“有人在做空我们？或者……阻止我们上市？”
“华通通信的上市材料已经递到证监会。”李卫国深吸一口气，“原计划六月过会。如果专利诉讼爆出来……”
“股价会崩。”肖向东接话，“然后华尔街基金低价收购，台湾半导体公司顺势要求技术交换，摩托罗拉和默克拿到高额和解金——一套组合拳。”
会议室死寂。窗外传来街道上的喧嚣，更衬得室内空气凝固。
林美娟突然开口：“我的技术来源，是MIT实验室公开论文改进的。默克1986年的专利，我仔细研究过，我们绕开了他们的核心保护点。”她语速很快，带着科研人员特有的精确，“但法律战不在乎真相，而在乎谁能请更贵的律师，谁能拖得更久。”
“我们拖不起。”陈思北颓然坐下，“上海微电子那边，0.8微米工艺刚有点眉目，每个月烧掉三百万。如果传呼机业务被禁，现金流……”
肖向东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这个姿势让他的肩膀显得宽阔，像在压住什么即将爆裂的东西。
“三个问题。”他说，“第一，我们是否真的侵权？”
陈思北和林美娟几乎同时：“没有！”
“第二，如果应诉，胜算多少？”
李卫国苦笑：“在美国打专利官司，外国企业对本地巨头，胜率不超过15%。而且时间——类似案件平均审理周期28个月。”
“第三，”肖向东声音沉下去，“如果认输，代价是什么？”
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都知道答案：技术自信被摧毁，上市梦碎，自主研发的道路被迫中断，从此只能做组装厂、销售代理，永远在产业链下游仰人鼻息。
墙上的时钟滴答走动，秒针每一步都像踩在神经上。
三分钟后，肖向东直起身。
“正面应诉。”
四个字，砸在地上。
二、逆向工程的刀锋
散会后，肖向东留下陈思北和林美娟。
“我要的不是‘没有侵权’。”他看着两人，“我要的是‘他们专利无效’的证据。”
陈思北一愣：“无效？”
“摩托罗拉那三项专利，申请日期是1985到1987年。”肖向东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件，“我查过全球专利数据库。其中两项，日本NEC在1984年就有类似技术报告。另一项，美国贝尔实验室1986年的公开演讲提到过核心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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