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响起掌声，起初零星，然后连成一片。
第二位发言的是厉以宁。他讲股份制，讲企业改革，讲“试错权”。一句“中国的改革光靠价格改革是不行的，必须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引起热烈讨论。
第三位董辅礽讲得更直接：“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信息问题。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掌握瞬息万变的亿万种需求信息。而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自发地完成了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
三位经济学家的发言，像三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台下的人有的奋笔疾书，有的皱眉思考，有的兴奋议论。
下午的分论坛，气氛更加热烈。经济改革分论坛里，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争论几乎白热化。
“双轨制是权宜之计，长期必然导致腐败！”一个中年教师站起来发言，肖向东认得他——郑卫国联系的那几位保守派教授之一，“同一商品两种价格，给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应该尽快并轨，要么全计划，要么全市场！”
周其仁当时还很年轻，但反驳得犀利：“并轨？怎么并？一夜之间放开价格，苏联东欧的教训还不够吗？双轨制确实有问题，但它是转型的桥梁。我们要做的是建好护栏，防止人掉下去，而不是把桥拆了。”
“那要走到什么时候？走到资本主义去？”
“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另一个年轻学者站起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方向！”
辩论持续了一个小时。肖向东在后排静静听着，心里感慨：这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从不敢讨论，到可以讨论；从一边倒，到多种声音；从意识形态划线，到实际问题争辩。
科技发展分论坛里，讨论同样激烈。陆文渊介绍了伺服系统的攻关进展，杨志远讲了汉字传呼机的产业化前景。最让人意外的是，陈思北专程从上海赶来，带来了伺服系统原理样机的测试视频。
“精度达到日本同类产品85%，成本只有40%。”陈思北说得很平静，但台下响起惊叹声。
“但是我们遇到了审批问题。”他话锋一转，“进口测试传感器需要外汇，需要批文，需要层层审批。等批文下来，技术可能已经落后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技术攻关不易，制度突破更难。”
社会转型分论坛里，讨论涉及更广泛的议题：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公平、医疗改革……林美娟也在这一组发言，讲疫苗冻干技术推广中遇到的体制障碍。
“技术是现成的，能救人，能省钱，但就是推不开。”她说，“因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章，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考虑。有时候我觉得，改革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是人的观念和部门的利益。”
每个论坛都在燃烧。报告厅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不是暖气太足，是思想在碰撞。
傍晚休息时，肖向东在走廊遇到了周教授。老先生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渐暗的天色。
“周老师。”肖向东走过去。
“向东啊，今天这个场面，”周教授转过身，眼神里有欣慰，“让我想起了1956年。那时也有过这样的讨论，关于生产力、关于价值规律、关于百花齐放。后来……”他没有说下去。
“后来怎么了？”
“后来运动来了，讨论停止了，很多人被打倒了。”周教授声音很轻，“所以今天看到这些年轻人敢说敢想，我很高兴，但也担心。”
“担心历史重演？”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周教授说，“有前进就有回调，有开放就有收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正说着，方文敏匆匆走来，脸色不好：“向东，出事了。”
“怎么？”
“孙冶方先生来不了了。”方文敏压低声音，“刚接到电话，老先生昨晚突发心脏病住院。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医生严禁外出。”
肖向东心头一沉。孙先生的缺席，会让论坛的分量打折扣。
“还有，”方文敏更小声了，“我听到消息，郑卫国联系了《红旗》杂志的人，可能要发文章批评这个论坛，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高校蔓延’。”
两记重击。肖向东深吸一口气：“明天的主旨发言怎么办？”
“吴敬琏老师说，他可以把时间延长，讲得更深入些。”
“也只能这样了。”肖向东说，“至于《红旗》的文章……该来的总会来。”
第二天上午，论坛继续。虽然少了孙冶方，但讨论热度不减。年轻学者们的发言更加大胆，有些观点甚至比昨天的老先生们更激进。
中午休息时，肖向东在洗手间听到了两个参会者的对话：
“你听说了吗？郑卫国他们准备写内参，说这个论坛‘问题严重’。”
“听说了。但有用吗？这么多学者都来了，媒体也报道了。”
“难说。上面风向一变，今天的热闹明天就可能变成罪证。”
肖向东洗完手，没有出去，等那两人离开。改革从来都是在夹缝中前行，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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