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响起掌声,起初零星,然后连成一片。
第二位发言的是厉以宁。他讲股份制,讲企业改革,讲“试错权”。一句“中国的改革光靠价格改革是不行的,必须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引起热烈讨论。
第三位董辅礽讲得更直接:“计划经济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信息问题。中央计划部门不可能掌握瞬息万变的亿万种需求信息。而市场,通过价格信号,自发地完成了信息传递和资源配置。”
三位经济学家的发言,像三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台下的人有的奋笔疾书,有的皱眉思考,有的兴奋议论。
下午的分论坛,气氛更加热烈。经济改革分论坛里,关于“价格双轨制”的争论几乎白热化。
“双轨制是权宜之计,长期必然导致腐败!”一个中年教师站起来发言,肖向东认得他——郑卫国联系的那几位保守派教授之一,“同一商品两种价格,给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应该尽快并轨,要么全计划,要么全市场!”
周其仁当时还很年轻,但反驳得犀利:“并轨?怎么并?一夜之间放开价格,苏联东欧的教训还不够吗?双轨制确实有问题,但它是转型的桥梁。我们要做的是建好护栏,防止人掉下去,而不是把桥拆了。”
“那要走到什么时候?走到资本主义去?”
“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另一个年轻学者站起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方向!”
辩论持续了一个小时。肖向东在后排静静听着,心里感慨:这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从不敢讨论,到可以讨论;从一边倒,到多种声音;从意识形态划线,到实际问题争辩。
科技发展分论坛里,讨论同样激烈。陆文渊介绍了伺服系统的攻关进展,杨志远讲了汉字传呼机的产业化前景。最让人意外的是,陈思北专程从上海赶来,带来了伺服系统原理样机的测试视频。
“精度达到日本同类产品85%,成本只有40%。”陈思北说得很平静,但台下响起惊叹声。
“但是我们遇到了审批问题。”他话锋一转,“进口测试传感器需要外汇,需要批文,需要层层审批。等批文下来,技术可能已经落后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技术攻关不易,制度突破更难。”
社会转型分论坛里,讨论涉及更广泛的议题: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公平、医疗改革……林美娟也在这一组发言,讲疫苗冻干技术推广中遇到的体制障碍。
“技术是现成的,能救人,能省钱,但就是推不开。”她说,“因为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规章,每个领导都有自己的考虑。有时候我觉得,改革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是人的观念和部门的利益。”
每个论坛都在燃烧。报告厅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不是暖气太足,是思想在碰撞。
傍晚休息时,肖向东在走廊遇到了周教授。老先生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渐暗的天色。
“周老师。”肖向东走过去。
“向东啊,今天这个场面,”周教授转过身,眼神里有欣慰,“让我想起了1956年。那时也有过这样的讨论,关于生产力、关于价值规律、关于百花齐放。后来……”他没有说下去。
“后来怎么了?”
“后来运动来了,讨论停止了,很多人被打倒了。”周教授声音很轻,“所以今天看到这些年轻人敢说敢想,我很高兴,但也担心。”
“担心历史重演?”
“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周教授说,“有前进就有回调,有开放就有收紧。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正说着,方文敏匆匆走来,脸色不好:“向东,出事了。”
“怎么?”
“孙冶方先生来不了了。”方文敏压低声音,“刚接到电话,老先生昨晚突发心脏病住院。虽然脱离了危险,但医生严禁外出。”
肖向东心头一沉。孙先生的缺席,会让论坛的分量打折扣。
“还有,”方文敏更小声了,“我听到消息,郑卫国联系了《红旗》杂志的人,可能要发文章批评这个论坛,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高校蔓延’。”
两记重击。肖向东深吸一口气:“明天的主旨发言怎么办?”
“吴敬琏老师说,他可以把时间延长,讲得更深入些。”
“也只能这样了。”肖向东说,“至于《红旗》的文章……该来的总会来。”
第二天上午,论坛继续。虽然少了孙冶方,但讨论热度不减。年轻学者们的发言更加大胆,有些观点甚至比昨天的老先生们更激进。
中午休息时,肖向东在洗手间听到了两个参会者的对话:
“你听说了吗?郑卫国他们准备写内参,说这个论坛‘问题严重’。”
“听说了。但有用吗?这么多学者都来了,媒体也报道了。”
“难说。上面风向一变,今天的热闹明天就可能变成罪证。”
肖向东洗完手,没有出去,等那两人离开。改革从来都是在夹缝中前行,他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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