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15日，北京友谊宾馆的会议厅里，暖气开得太足，空气中弥漫着陈旧地毯和茶叶混合的气味。长条会议桌铺着墨绿色呢绒布，两侧坐了二十多人——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的官员，几个重点高校的学者，还有两位特邀的外经贸部同志。会议桌一端，白发苍苍的科委陈副主任正在主持会议。
肖向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三份文件：科委的会议通知、自己准备的发言稿、还有一份刚收到不久的加急电报。电报是李卫国从深圳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合同已签，金额一百二十万港币，细节已寄。”
一百二十万港币。按1986年1月的外汇牌价，约合四十八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很明确。”陈副主任扶了扶老花镜，“‘七五’规划强调要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创汇。但具体到科技领域，我们的技术如何走向国际市场？我们的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外汇收入？这些问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机械委的代表，讲了半天都是“加强技术攻关”“提高产品质量”的老话。接着是几个高校老师，说的无非是“争取国家项目经费”“培养涉外人才”。
轮到肖向东时，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在座不少人都听说过他——那个被清华暂停教学、公司被调查的“争议人物”。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肖向东站起身，没有拿发言稿，“我想先汇报一个刚刚收到的消息。三天前，我们北斗科技与香港华昌公司签订了一份技术合作合同，合同金额一百二十万港币。”
会议厅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着他。
“合同内容是为华昌公司设计一套电子元器件自动化测试系统。”肖向东从公文包里取出合同复印件，请工作人员分发给与会者，“这是我们北斗科技自1982年成立以来，签订的第三份涉外技术合同。前两份分别是1984年为新加坡企业设计的生产线优化方案，合同金额三十万港币；1985年为马来西亚工厂提供的设备调试服务，合同金额五十五万港币。”
他在黑板上写下三个数字：30万、55万、120万，然后画了一个上升的箭头。
“三份合同，累计创汇二百零五万港币，约合八十二万美元。按照国家规定的外汇留成比例，其中60%上缴国家，40%留成给企业。也就是说，”他顿了顿，“我们为国家贡献了四十九万美元的外汇收入，同时为企业积累了三十三万美元的发展资金。”
这些数字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1986年的中国，外汇储备不到一百亿美元，每一笔外汇收入都极其珍贵。而一个由高校教师创办的小公司，竟然能创汇八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肖老师，”外经贸部的一位同志忍不住问，“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些合同的？国外企业为什么会选择你们？”
“因为我们可以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肖向东回答得很简单，“香港华昌公司主要代工日本电子元器件，但日本原厂的测试设备价格昂贵，而且维修服务滞后。我们根据他们的具体需求，设计了一套性价比更高的测试方案，成本只有日本设备的60%，但效率相当。”
他走到会议室前端的投影仪旁——那是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很多与会者还是第一次见。“我这里有具体的技术方案对比，可以展示一下吗？”
陈副主任点头同意。
投影仪的光束打在白色幕布上。左边是日本原厂测试系统的参数和报价，右边是北斗科技设计方案的数据和成本。每一项对比都清晰明确：精度相当，速度略慢但可接受，价格只有58%，维护响应时间从“日本工程师三周内到场”变成“深圳办事处二十四小时响应”。
“关键是这里。”肖向东用激光笔指着最后一行，“我们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核心测试模块可以与华昌现有的部分设备兼容，减少了他们的重复投资。这一点，日本公司做不到，因为他们要卖整套新设备。”
会议室里响起低声议论。这些官员和学者都明白，这不是空谈，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逻辑。
“但是，”机械委的一位中年干部开口了，肖向东认得他——郑卫国的同事，“肖老师，我听说你们公司现在处于停业整顿状态，而且你本人也暂停了教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签订涉外合同吗？”
问题很尖锐。所有人都看向肖向东。
“合同是去年十二月开始洽谈的，正式签约是在本月。”肖向东不慌不忙，“至于公司的状态，确实在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但调查归调查，业务归业务。只要合法合规，为国家创汇的事，不应该停。”
他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两份文件：“这是深圳市外经贸委的审批文件，同意北斗科技与香港华昌公司的技术合作；这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外汇账户开户证明，所有外汇收入将按规定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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