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月15日,北京友谊宾馆的会议厅里,暖气开得太足,空气中弥漫着陈旧地毯和茶叶混合的气味。长条会议桌铺着墨绿色呢绒布,两侧坐了二十多人——国家科委、计委、经委的官员,几个重点高校的学者,还有两位特邀的外经贸部同志。会议桌一端,白发苍苍的科委陈副主任正在主持会议。
肖向东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开三份文件:科委的会议通知、自己准备的发言稿、还有一份刚收到不久的加急电报。电报是李卫国从深圳发来的,只有一行字:“合同已签,金额一百二十万港币,细节已寄。”
一百二十万港币。按1986年1月的外汇牌价,约合四十八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很明确。”陈副主任扶了扶老花镜,“‘七五’规划强调要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创汇。但具体到科技领域,我们的技术如何走向国际市场?我们的科研成果如何转化为外汇收入?这些问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机械委的代表,讲了半天都是“加强技术攻关”“提高产品质量”的老话。接着是几个高校老师,说的无非是“争取国家项目经费”“培养涉外人才”。
轮到肖向东时,会议室里出现了一阵轻微的骚动。在座不少人都听说过他——那个被清华暂停教学、公司被调查的“争议人物”。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肖向东站起身,没有拿发言稿,“我想先汇报一个刚刚收到的消息。三天前,我们北斗科技与香港华昌公司签订了一份技术合作合同,合同金额一百二十万港币。”
会议厅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着他。
“合同内容是为华昌公司设计一套电子元器件自动化测试系统。”肖向东从公文包里取出合同复印件,请工作人员分发给与会者,“这是我们北斗科技自1982年成立以来,签订的第三份涉外技术合同。前两份分别是1984年为新加坡企业设计的生产线优化方案,合同金额三十万港币;1985年为马来西亚工厂提供的设备调试服务,合同金额五十五万港币。”
他在黑板上写下三个数字:30万、55万、120万,然后画了一个上升的箭头。
“三份合同,累计创汇二百零五万港币,约合八十二万美元。按照国家规定的外汇留成比例,其中60%上缴国家,40%留成给企业。也就是说,”他顿了顿,“我们为国家贡献了四十九万美元的外汇收入,同时为企业积累了三十三万美元的发展资金。”
这些数字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层层涟漪。1986年的中国,外汇储备不到一百亿美元,每一笔外汇收入都极其珍贵。而一个由高校教师创办的小公司,竟然能创汇八十多万美元,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肖老师,”外经贸部的一位同志忍不住问,“你们是怎么拿到这些合同的?国外企业为什么会选择你们?”
“因为我们可以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肖向东回答得很简单,“香港华昌公司主要代工日本电子元器件,但日本原厂的测试设备价格昂贵,而且维修服务滞后。我们根据他们的具体需求,设计了一套性价比更高的测试方案,成本只有日本设备的60%,但效率相当。”
他走到会议室前端的投影仪旁——那是刚从日本进口的设备,很多与会者还是第一次见。“我这里有具体的技术方案对比,可以展示一下吗?”
陈副主任点头同意。
投影仪的光束打在白色幕布上。左边是日本原厂测试系统的参数和报价,右边是北斗科技设计方案的数据和成本。每一项对比都清晰明确:精度相当,速度略慢但可接受,价格只有58%,维护响应时间从“日本工程师三周内到场”变成“深圳办事处二十四小时响应”。
“关键是这里。”肖向东用激光笔指着最后一行,“我们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核心测试模块可以与华昌现有的部分设备兼容,减少了他们的重复投资。这一点,日本公司做不到,因为他们要卖整套新设备。”
会议室里响起低声议论。这些官员和学者都明白,这不是空谈,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逻辑。
“但是,”机械委的一位中年干部开口了,肖向东认得他——郑卫国的同事,“肖老师,我听说你们公司现在处于停业整顿状态,而且你本人也暂停了教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签订涉外合同吗?”
问题很尖锐。所有人都看向肖向东。
“合同是去年十二月开始洽谈的,正式签约是在本月。”肖向东不慌不忙,“至于公司的状态,确实在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但调查归调查,业务归业务。只要合法合规,为国家创汇的事,不应该停。”
他从公文包里又取出两份文件:“这是深圳市外经贸委的审批文件,同意北斗科技与香港华昌公司的技术合作;这是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外汇账户开户证明,所有外汇收入将按规定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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