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万？这在1985年是天文数字。”肖向东说。
“但如果继续依赖进口，两年内全国机床行业要花费的外汇是八千亿。”陈思北算了一笔账，“而且不掌握核心技术，永远受制于人。这个账，国家算得清。”
就在这时，实验室的门被敲响了。不是暗号，是礼貌的三声叩击。
两人对视一眼，肖向东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个人——方文敏，还有一位五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的学者。
“周老师？”肖向东惊讶。来者是周振华教授，但此刻他不是一个人，手里还提着个旧皮箱。
“不请我进去？”周教授微笑。
实验室里突然多了三个人，显得更加拥挤。周教授没有寒暄，直接走到那堆日本设备前，蹲下身仔细查看。
“发那科5M系统，1978年的产品。”他一眼就认出来，“我在日本访问时见过。当时日方只让看不让摸，没想到你们把它拆了。”
陈思北有些紧张：“周教授，这个……”
“拆得好。”周教授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不拆怎么知道差距？不拆怎么学习超越？当年钱学森回国时说过一句话：‘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也能搞’。现在这话该我们说了。”
他从皮箱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我刚拿到的，国家科委‘七五’重点攻关项目预备清单。‘精密数控机床关键技术’排在第七位。我向科委推荐了你们这个点。”
肖向东接过文件。那是油印的征求意见稿，在“伺服驱动系统”一栏后面，果然有手写的备注：“建议清华工程力学系、上海交大、一机部机床研究所联合攻关。”
“经费呢？”陈思北最关心实际问题。
“初步预算六十万，分两年下拨。”周教授说，“但有个条件——必须年底前拿出初步方案，明年六月前完成原理样机。科委要看到阶段性成果，才能申请后续经费。”
六十万，比陈思北预期的少，但已经是巨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有了“国家攻关项目”的名义，他们的研究就合法化了，郑卫国那边就不好直接干涉。
“我们接。”肖向东和陈思北几乎同时说。
周教授看着两个年轻人，眼神里有欣慰，也有忧虑：“但我要提醒你们，这个项目盯着的人很多。机床行业是国民经济命脉，伺服系统是机床的心脏。谁掌握了心脏，谁就掌握了命脉。国内有企业想继续走引进路线，国外有公司想保持技术垄断。你们现在要做的事，动了很多人的蛋糕。”
“那您还支持我们？”陈思北问。
“因为你们是对的。”周教授说得很简单，“中国要现代化，不能永远当组装车间。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个道理，明白的人很多，但敢做的人很少。你们敢做，我就敢支持。”
他看了看表：“我还有个会。具体事项，文敏跟你们对接。她是项目协调人。”
方文敏留了下来。等周教授离开，她才说：“还有件事。郑卫国调到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了，分管技术引进审查。我们的项目如果要进口测试设备，必须过他那一关。”
空气突然凝重。
“他想卡我们？”肖向东问。
“不一定，但很麻烦。”方文敏说，“按照新规定，所有单价超过五千美元的进口设备，都需要机委的技术审查和外汇审批。而我们要的高精度编码器、动态分析仪，每台都在两万美元以上。”
陈思北一拳砸在实验桌上：“这不就是卡脖子吗？我们自己研发，就是因为不想被卡脖子。结果连研发设备都要被卡？”
“也许……”肖向东突然有个想法，“我们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申请进口，走正规程序；另一方面，自己尝试制造替代设备。”
“自己制造？”陈思北和方文敏都看向他。
“编码器的核心是光栅尺和读数头，动态分析仪的核心是高速数据采集和处理。”肖向东快速思考，“这些技术我们不一定完全做不了。清华有光学仪器专业，有电子工程系，我们可以组织跨系协作，先做出简易版的测试设备。虽然精度可能差一些，但至少能开展工作。”
“时间呢？”方文敏问。
“同步进行。”肖向东已经有了方案，“进口申请你负责，走正式渠道，能批最好，不批我们也尽力了。自制设备我和思北牵头，联合相关院系师生，就当是‘教学实践’和‘科研探索’。”
陈思北眼睛亮了：“这个思路好。就算最后进口设备批不下来，我们也不至于完全停工。而且自制的过程中，还能培养一批懂技术的学生。”
方文敏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我同意。但还有个问题——人员。攻关团队需要哪些专业背景？怎么组织？”
三人开始详细规划。伺服系统攻关需要五个方向：电机设计与制造、电力电子变换、控制算法、传感器技术、系统集成。对应的，需要从清华电机系、自动化系、精仪系、电子系抽调教师和学生，还要联系上海交大在电机控制方面的力量，以及一机部机床研究所的工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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