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的北京，冬雪未融，春寒料峭。肖向东坐在国家体改委三楼会议室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斜射进来，在暗红色的会议桌上切出一块刺眼的光斑。桌对面，郑卫国正襟危坐，面前摊开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卷宗。
会议室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暖气片发出单调的嘶嘶声，更衬得室内寂静得可怕。
“肖向东同志，”郑卫国开口，声音平稳得像在宣读文件，“感谢你配合调查。我们今天谈话的内容会记录在案，请你如实回答。”
肖向东点头。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谈话，而是正式调查。墙角的录音机红灯亮着，桌上的笔记本摊开，郑卫国的钢笔笔尖悬在纸面，随时准备落下。
“第一个问题：1984年11月，你们‘清华大学系统工程研究会’赴上海购买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是谁最先提出的动议？”
“是我。”肖向东没有回避。
“理由是什么？”
“三点。”肖向东按事先准备好的思路回答，“第一，响应国家股份制改革试点号召，从实践层面进行研究；第二，探索知识分子参与经济建设的新途径；第三，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发展提供实际支持。”
郑卫国记录着，头也不抬：“购买股票的资金来源？”
“研究会成员自愿集资。部分来自个人储蓄，部分来自研究会过去几年科技服务积累的基金。”
“科技服务？具体指什么？”
“为科研院所、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资料翻译、系统设计等服务。”肖向东尽量简化，“这些都是合法合规的，有合同，有完税证明。”
“这些服务收费吗？”
“收。但收入全部进入研究会公户，用于学术活动、资料购买和成员调研补贴。”肖向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票据复印件，“这是过去三年的账目明细，请过目。”
郑卫国接过，认真翻看。他的动作很慢，一页页仔细核对，偶尔用红笔在某处画个圈。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会议室里只有纸张翻动的沙沙声。
肖向东借着这个机会观察对手。八年了，郑卫国变化很大——额头有了细纹，鬓角开始泛白，但那双眼睛里的执着甚至比在清华时更加锐利。他的中山装熨得笔挺，风纪扣系得严实，整个人像一尊精心保养的雕像。
“账目先放我这里。”郑卫国终于抬起头，“第二个问题：你们购买股票后，是否进行过私下交易或价格炒作？”
“没有。”肖向东回答得斩钉截铁，“股票凭证目前全部由研究会集中保管。我们买股票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投机。”
“但你们拿到了分红。”郑卫国从卷宗里抽出一张银行回单复印件，“每股七元五角，一千股就是七千五百元。年化收益率15%，远高于银行存款利率。这不是投机收益是什么？”
问题来了。肖向东深吸一口气：“郑卫国同志，我想请教：如果一家企业通过合法经营获得利润，按照章程给股东分红，这算不算投机？”
“性质不同。你们购买股票的动机——”
“动机是研究。”肖向东打断他，“但研究不等于要做亏本买卖。如果一家试点企业经营得好，证明了股份制的优越性，股东获得合理回报，这难道不是改革成功的证明吗？”
郑卫国盯着他，钢笔在指间转动：“你总是这么能说会道，肖向东。但有些原则问题，不是靠诡辩就能绕过去的。”
“我没有诡辩。”肖向东坐直身体，“我在陈述事实。飞乐音响去年盈利增长50%，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国家税收增加了，股东拿到了分红——请问，这损害了谁的利益？这违反了哪条社会主义原则？”
“问题不在这里。”郑卫国合上卷宗，“问题是，你们的行为可能引发效仿效应。如果大家都看到买股票能赚大钱，谁还安心工作？谁还搞生产？都去搞金融投机，国民经济不就乱套了？”
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肖向东在心里叹息。
“郑卫国同志，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尽量让语气平和，“如果一个工人，把省吃俭用的积蓄拿出来支持企业发展，企业用这笔钱更新设备、扩大生产、创造更多就业，然后工人获得合理分红——这难道不是劳动与资本结合、共同创造价值的社会主义新实践吗？”
“资本？”郑卫国抓住这个词，“你用了‘资本’这个词。在社会主义国家，能提‘资本’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了无数次。”肖向东迎着他的目光，“关键是资本为谁所用、为谁所控。国家控股、集体持股、劳动者持股，这样的资本还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吗？”
辩论开始升级。两人之间的空气紧绷起来。
“第三个问题。”郑卫国跳过理论交锋，“举报信中提到，你与上海体改委王主任‘关系密切’，在这次股票认购中获得了‘特殊关照’。请解释。”
“王主任是我大学老师方文敏父亲的老战友。我们是通过正常渠道拜访，提交了正式介绍信和研究计划。”肖向东一字一句地说，“至于‘特殊关照’，我理解是指他允许我们以集体名义购买。但这本身就是股份制试点的政策允许的——鼓励机构参与，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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