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20日，教育部高教司调研组抵达清华的前夜，肖向东的宿舍成了临时作战室。桌上铺满稿纸、参考资料、数据表格，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虽然他不抽烟，但陆文渊和杨志远轮流抽，空气浑浊得像浓雾。
“还有十二个小时。”方文敏看了眼桌上的闹钟，凌晨四点，“报告必须在天亮前定稿，上午九点送到周教授那里，下午三点前要递到教育部调研组手中。”
她手里拿着第三稿报告，标题已经改了四次，最终定为：《关于高校思想动态与改革开放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清华学生学术社团活动为例》。这是个巧妙的标题，既点明主题，又把自己的案例包装成“研究对象”，既主动又安全。
“关键是第三部分。”肖向东揉着发胀的太阳穴，“‘学生思想活跃度与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正相关论证’。这里的数据必须扎实，案例必须典型，结论必须有力但不能过激。”
过去七十二小时，他们几乎没睡。方文敏调用了她父亲在计委的关系，拿到了1977-1978年全国高校科研产出数据；陆文渊整理了清华近五年学生科技竞赛获奖情况；杨志远通过无线电爱好者的网络，搜集了上海交大、哈工大等校类似学生团体的活动信息。而肖向东，他要做的是把这些碎片拼成一幅完整的图景，并赋予它思想和灵魂。
“我担心的是这个案例。”陆文渊指着报告中的一段，“关于北斗科技协助进口计算机用于科研的部分。如果被问起‘学生为何能接触涉外商业活动’，我们怎么解释？”
“不解释，只陈述事实。”肖向东用红笔圈出那段文字，“我们就说：在参与学校计算中心项目过程中，了解到国外相关设备信息，本着‘为科研解难题’的初衷，协助联系了合法渠道。重点要落在‘解决了实际问题’上——计算机到位后，清华计算中心完成了四机部的紧急任务，生物医学协作点推进了保密课题研究。成果是硬道理。”
方文敏点头：“对，用成果倒推合理性。这是李卫国从深圳学来的——那边现在流行一句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虽然还没公开说，但实践层面已经在用了。”
窗外泛起鱼肚白。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活动僵硬的肩膀。清华园还在沉睡中，但已经有早起的学生在操场上跑步，身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我在想一个问题。”他突然说，“我们这份报告，究竟是要说服谁？”
“教育部调研组，校领导，还有……”杨志远犹豫道，“可能还有更高层？”
“不，我们首先要说服的，是那些犹豫的人。”肖向东转过身，“那些知道要改革但不知道怎么改、想开放但又怕失控的人。我们的报告要做的，不是鼓吹激进，而是提供一套‘安全改革’的方法论——如何让学生思想活跃但不越界，如何引入外部技术但不依赖，如何鼓励创新但保持方向。”
他走回桌边，在稿纸上快速写下几个关键词：“系统控制、反馈调节、试点先行、风险隔离”。这是他穿越前在航天领域学到的工程思维，现在要用在社会改革上了。
“重写结论部分。”他说，“不要简单说‘应该支持学生社团’，要说‘建议建立学生创新活动的引导与评估体系’。不要只说‘应该引进技术’，要说‘建议构建技术引进的筛选与消化机制’。我们要呈现的，不是要求，是方案。”
方文敏眼睛亮了：“这样就把‘我们要做什么’变成了‘国家可以怎么做’。立场完全不同了。”
晨光透过窗户时，第四稿报告完成。三十五页，两万字，六个部分：现状分析、案例研究、数据对比、理论框架、问题诊断、政策建议。每一条建议都配了可操作的实施步骤和风险评估。
上午八点，肖向东带着报告敲开了周振华教授的家门。老教授正在吃早饭，接过厚厚一叠稿纸，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翻看。房间里只有翻纸的沙沙声和挂钟的滴答声。
二十分钟后，周教授摘下眼镜：“你这是在走钢丝。”
“我知道。”
“但走得很好。”老教授罕见地露出笑容，“特别是这个‘思想活跃度指标’的设计——用发表文章、竞赛获奖、实践项目这三个维度来量化，既客观又有说服力。还有这里，”他指着政策建议部分，“‘建立学生创新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校内绿色通道’。这个提法很巧妙，既承认了知识的价值，又符合集体主义原则。”
“您觉得能递上去吗？”
“不仅要递，我还要加一份推荐意见。”周教授起身走向书桌，“我在教育界工作三十年，见过太多因为怕出事而压制学生活力的事。你的报告指出了一个关键：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代有创造力的人才。而创造力，不是在循规蹈矩中培养出来的。”
他快速写下一页简短的推荐信，签上名，盖上私章：“去吧。下午的座谈会，我会参加。记住，回答问题时要对事不对人，多用数据少用判断，多谈方法少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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