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北京，北风开始呼啸。近春园的集会地点从露天石桌转移到陆文渊表哥废弃的防空洞——那里曾是清华早期的地下实验室，荒废多年，入口藏在西大操场看台后的灌木丛里。
防空洞里还留着六十年代的痕迹：墙上的黑板漆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标语，木架子上摆着生锈的仪器箱。但此刻，油灯光照亮的是全新的内容：桌上摊开的不是政治课本，而是《工商企业管理条例（试行草案）》手抄本、香港《明报》关于微型计算机的剪报、以及三张不同版本的“技术服务合同”草稿。
“不能再等了。”方文敏用红笔圈出《条例》第17条，“这里明确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从事技术服务、信息咨询等经营活动’。我们虽然不算集体经济组织，但可以挂靠——我父亲的老战友在朝阳区街道办，他们下面有个‘待业青年技术服务部’，愿意给我们提供公章和介绍信。”
陆文渊推了推眼镜：“但是‘计算机汉化’这种业务……工商局能理解吗？现在全北京有计算机的单位不超过二十家，都是大型机。”
“所以更要抢占先机。”肖向东指着《明报》剪报，“香港已经有公司做英文软件汉化，收费按小时算。国内迟早要走这条路——计算机要普及，首先得过语言关。”
杨志远刚从邮电学院回来，带来关键消息：“我打听到了，四机部进口了一批日本NEC的微型计算机，准备分给重点高校试用。但操作系统全是英文，资料也是英文。清华分到两台，现在锁在计算中心仓库里，没人会用。”
空气突然安静。油灯的火苗跳动了一下。
“我们的第一个客户来了。”肖向东说。
但问题接踵而至：第一，他们不能以个人名义接活，必须有单位；第二，收费需要正规发票；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不能让学校知道是学生在做商业活动。
“用化名。”方文敏突然说，“注册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代表用假名。业务范围就写‘科技咨询、资料翻译、技术服务’——这些都是《条例》允许的。”
“风险呢？”
“风险在于，一旦被查实是学生办企业，违反校规是小事，可能被上纲上线。”陆文渊面色凝重，“郑卫国那边盯得紧，他最近在收集‘学生经商’的材料。”
肖向东在防空洞里踱步。墙上的备战标语在油灯光里忽明忽暗，像某种讽刺——当年备战备荒是为了生存，现在他们也在为另一种生存而战。
“我们需要一个‘白手套’。”他说，“一个在明面上的负责人，最好是社会人员，有正当工作，愿意帮我们顶名。”
所有人都沉默了。这样的人难找——既要可靠，又要懂技术，还要愿意冒险。
三天后的傍晚，肖向东收到一封没有寄信人的信，邮戳是海淀医院。信里只有一张北医图书馆的借书卡复印件，背面用熟悉的笔迹写着：“你要找的人，明天下午三点，海淀新华书店科技柜台。他穿白大褂，戴眼镜，左口袋插三支笔。暗号：‘请问有《心脏电生理学》吗？’”
林美娟。她知道了。而且她找到了人。
肖向东烧掉信纸，一夜未眠。
次日下午三点，海淀新华书店。科技柜台前果然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子，约莫四十岁，左口袋插着三支钢笔——红蓝黑各一支。肖向东走过去：“请问有《心脏电生理学》吗？”
男子抬眼看他，眼镜后的目光锐利：“北医图书馆有，但要介绍信。”
“我有清华的。”
“那跟我来。”
他们走到书店后门的小院。男子开门见山：“我姓白，北医生理教研室实验员。美娟说你们需要帮助。”
“我们需要一个法人代表，注册科技服务企业。”
“我知道。”白实验员从白大褂里掏出一个信封，“这是我的工作证复印件、街道开的居住证明、还有——我弟弟的身份证。他去年病逝了，户口还没销。”
肖向东手一颤。
“别紧张。”白实验员声音平静，“我弟弟叫白卫东，原是无线电厂的工人，档案清白。用他的身份注册，不会查。至于为什么帮你们——美娟救过我母亲的命，我欠她的。而且，”他顿了顿，“我父亲是留美回来的工程师，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临终前说：‘中国需要懂技术的人，更需要能把技术用起来的人。’你们在做这件事。”
就这样，“北斗科技技术服务部”的骨架搭起来了。
白卫东（已故）是法人代表，挂靠在朝阳区某街道“待业青年服务公司”名下。经营范围：科技咨询、资料翻译、技术协作、设备调试。注册资金：三千元——正是肖向东那笔“钢材信息费”转化的基金。
方文敏负责跑工商、税务、街道；陆文渊和杨志远准备技术方案；肖向东则要拿下第一个订单：清华计算中心那两台NEC微型计算机的汉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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