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日之后的沉寂,像一层越积越厚的冰,覆盖在连队上空。劳作机械地重复,但人人脸上都蒙着一层挥之不去的疲惫与茫然。黑纱尚未取下,高音喇叭里的内容在哀乐、样板戏和日益增多的、语调严峻的“两报一刊”社论之间循环。空气里,悲伤正慢慢发酵成一种更广泛的压抑。
肖向东手上的伤已痊愈,留下一道浅粉色的硬痂。他不再需要去卫生所,与林美娟之间那点微弱的、规律的接触也随之断了。两人偶尔在连队小路上迎面遇见,也只是目光短暂交汇,便各自移开,连点头都省略了。那张与曹碧薇相似的脸,在巨大的时代低气压下,似乎也失去了最初那种尖锐的冲击力,变成背景里另一个沉默而疲惫的符号。
肖向东的全部心神,都聚焦在一件事上:找到系统性的学习资料。
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搜寻。仓库周老头那里的“存货”早已被反复翻烂,除了那几本残破的《工农兵数学》和两册虫蛀的《代数》,再无收获。他甚至翻遍了连部过期文件堆和厕所里糊墙的旧报纸,只找到些零星的科普短文,支离破碎,不成体系。
知识封锁。这比物理上的匮乏更让人焦灼。他知道宝藏就在那里——系统化的数理化知识,是撬动未来的杠杆。但他手里没有杠杆,连一块像样的垫脚石都找不到。
私下学习的行为也必须更加隐秘。他曾在晚饭后,借着宿舍窗台最后一点天光多看了几眼笔记,就被同屋一个热衷“积极表现”的知青半开玩笑地提醒:“向东,这么用功,想当‘白专’典型啊?” 语气里的试探和潜在的恶意,让肖向东背后一凉。
在1976年的北大荒,一个知青“不安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沉迷于“封资修”的数理化,这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学习,成了一种需要掩盖的“原罪”。
他需要盟友,更需要安全的渠道。
他想到了李卫国。那个在哀悼日结束后,与他有过短暂、隐晦交流的北京知青。李卫国的沉静和那双时而闪过思索的眼睛,让肖向东觉得,他或许不只是个沉默的承受者。
一天傍晚,肖向东在井台边“偶遇”了正在打水的李卫国。四下无人,只有井轱辘单调的吱呀声。
“李卫国,”肖向东压低声音,没有寒暄,直接切入核心,“我需要找路,找些‘硬’东西看。”他用了隐语。
李卫国摇辘轳的手顿了顿,水桶悬在半空。他抬起眼,目光锐利地审视着肖向东,几秒钟后,才缓缓将水桶提上来。“什么‘硬’东西?”他的声音同样低沉。
“数、理、化。越基础、越成体系的越好。”肖向东盯着他,“我觉得,天不可能一直阴着。总有一天,真本事会比空口号管用。”
这句话近乎直白,也极度冒险。它在试探李卫国的志趣,更在试探他的胆量和判断。
李卫国没说话,将两桶水打满,用扁担挑起。转身离开前,他脚步停了一下,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我枕头底下,有点我父亲留下的旧纸头,不全。晚上。”
深夜,估摸着宿舍里的人都睡沉了,肖向东轻敲上铺床板。李卫国悄无声息地下来,手里是一个用破雨衣料包裹的严实小包。
两人像影子一样溜出宿舍,来到连队边缘那个堆放破旧农具的半塌窝棚。李卫国摸出半截宝贵的蜡烛头点燃,昏黄的光圈勉强撑开一小片黑暗。
油布包打开,不是印刷书籍,而是厚厚几大本手工装订的笔记。纸张五花八门,有泛黄的稿纸,有印着单位抬头的信纸,甚至还有裁剪过的报纸边。字迹工整有力,图表清晰,从初等数学的函数、几何,到物理的力学、光学基础,再到化学的分子式与反应方程,内容虽因纸张限制而跳跃,但脉络清晰,注解精到,远远超越了任何普及读物。
肖向东的手指抚过那些因岁月而脆硬的纸页,内心震动。这不仅仅是知识,这是一个被压抑的时代里,一个知识分子在绝境中,用尽心力保留下的思想火种。
“他临走前,烧了几乎所有的书。”李卫国的声音在烛光摇曳中有些飘忽,“这些笔记,是他最后几年,半夜里偷偷写的。他说,有些东西,烧不掉,也忘不了。”他顿了顿,“但他没告诉我,记住了,又能怎样。”
“现在就能用。”肖向东小心地合上一本物理笔记,抬头,目光灼灼,“就从弄懂这些笔记开始。但光靠我们两个,效率太低,也很难搞到更多资料。得找更多真想学、也能管住嘴的人。”
李卫国立刻摇头:“人越多,风险越大。现在这风声……”
“所以要精,不要多。”肖向东早已想过,“找那些有真才实学、处境不甘、而且家庭背景相对简单干净,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人。我们不是搞组织,是……互相帮忙,准备应对可能的变化。”
两人压低声音,在烛光下筛选。陈思北,上海知青,心思缜密,做事极有条理,数理底子不错,家里是普通工人,平时不显山露水,但偶尔流露出的对现状的不甘,李卫国有所察觉。孙晓芸,文笔出众,负责连队宣传栏,政治嗅觉灵敏,父亲是国营厂技术员,成份是“工人”,这个身份有保护色,且她或许能通过宣传口的便利,接触到更多信息(哪怕是过滤过的),为大家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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