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旨意如同给奔马套上了缰绳，划定了跑道。苏瑾的“海事预备”从暗中砺刃，转入了明面操练与有限运营的新阶段。
核定航路的文书很快由兵部与市舶司联合勘定后下发：以泉州港为起点，向北可至宁波、松江（今上海），向南限于漳州、广州，向东则明确划出一条通往琉球那霸港的固定航线。往返周期、停靠港口、载货种类（特别是官方指定物资）均有细致规定，并需提前报备。每条船都需悬挂特制的“海事预备”号旗，船长及主要船员名录须在官府备案，随时接受巡检。
苏瑾的第一要务是落实这些规矩。她在泉州设立了“玉容海事司”，由沈文柏总揽，聘请了一位精通律例文书、曾在市舶司当过书吏的落魄秀才担任“案牍先生”，专门负责与各衙门对接文书、备案、税课等一应繁琐事宜。所有流程，力求公开、合规、无可挑剔。
“探海号”与“破浪号”率先开始了在核定航路内的正式运营。首趟任务，便是承运一批由内务府指定的、供应福州织造局的江南优质生丝与染料。这是朝廷给予的“测试”机会，利润不高，但象征意义重大。赵哨总领队，胡舵工操船，两船满载货物，在泉州市舶司官员的查验与记录后，升起“海事预备”旗，扬帆北上福州。
航行本身顺利。改良帆船的性能在正规航线上得到充分验证，速度较同类船只快上一两成，操控尤为灵活。抵达福州港后，交接手续齐全，当地官员查验后也无话可说。归程时，他们被允许搭载部分福州漆器、茶叶作为“压舱货”，在泉州纳税后，由玉容斋渠道销售。这第一趟官民结合的航运，账面略有盈余，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全套流程经验，与沿途港口官吏有了初步接触。
新船（被命名为“乘风号”与“逐波号”）的建造在核定限额内紧锣密鼓地进行。苏瑾要求沈文柏，新船必须在原有改良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她根据首航经验和胡舵工等人的反馈，提出几点：加强船体局部结构以应对可能更恶劣的海况；改善货舱通风与防潮设计；在船楼内增设一处隐蔽但坚固的“文书器物舱”，用于存放重要文件、海图以及……必要时自卫的武器。
船员招募与训练公开化，但标准反而更高。除了水性、船艺、身家清白，苏瑾特别强调“令行禁止”与“应变之智”。赵哨总与胡舵工制定了更加系统的训练科目，甚至模拟在官府巡检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如何规范操作、应对问询。这支队伍在阳光下成长，纪律性肉眼可见地增强，渐渐有了几分半军事化管理的模样。
然而，风平浪静之下，暗礁从未消失。
首先发难的是航运同行。苏瑾船队凭借官方背书和更优的船只，逐渐在泉州-琉球这条利润最丰厚的核定航线上占据份额，挤占了一些传统海商的利益。很快，市面上流传起谣言：苏瑾船队与官府勾结，垄断航路；其船只形制诡异，恐招海难；船上水手多为亡命之徒，实为朝廷暗中蓄养的海上鹰犬……种种非议，试图从信誉上打击她。
沈文柏按照苏瑾指示，不予公开争辩，只是更加注重每次航行的规范与安全记录，同时通过玉容斋的商誉和与部分官员的良好关系，私下澄清。苏瑾本人则在京城，借着与安阳郡主及端亲王交往的机会，偶尔提及“海事初创，招人嫉谤，惟以实干与规矩自持”，巧妙地将同行竞争扭曲为“守旧者阻挠新政”。
更大的威胁，来自海上。
“龙爷”的人，果然没有因为苏瑾有了官方身份而收手，反而改变了策略。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探海号”独自执行一次泉州至琉球的官物运输途中。夜间航行至澎湖以东海域时，了望水手发现侧后方有不明船只悄然跟随，距离始终保持在一两里外，不即不离。赵哨总命令全船戒备，保持航向航速，同时点亮所有规定号灯，并将官府颁发的航线文书与特许旗帜悬挂在显眼处。
那船只跟随了大半夜，在天明前加速逼近。来船是一艘中型广船，未悬挂任何旗帜，船头站着几名手持刀斧的汉子，大声呼喝要求“探海号”停船“接受查验”。
赵哨总屹立船尾，朗声回应：“此乃朝廷特许‘海事预备’官船，执有泉州市舶司勘合文书！尔等何人，敢拦官船？”同时令水手将官府文书副本卷起，用箭射向来船附近海面（以示无畏查验），船上护卫则于船舷后隐蔽戒备。
对方见“探海号”应对沉着，船速不减，且明显有武装准备，犹豫了片刻。此时，天际已现曙光，海上视野渐开。那广船最终没有强行靠帮，咒骂几声后转向驶离，消失在海雾中。
“不是普通海匪。”事后赵哨总分析，“像是试探。若我们慌乱或抗拒，他们便有借口发难。我们依足规矩，亮明身份，他们反而不敢在临近天亮时公然攻击‘官船’。”
苏瑾接到报告，眉头深锁。“龙爷”势力显然在试探朝廷特许的底线，寻找规则漏洞。他们不敢明着攻击悬挂特许旗、执行官方任务的船只，但骚扰、尾随、制造“意外”的机会永远不会少。她命令各船：严格执行航行规范，加强了望与戒备，遇可疑船只靠近，第一时间亮明身份、示警，并尽可能记录对方特征。同时，她通过韩罡的渠道，将这次遭遇以“疑似匪船意图骚扰官定航路”的名义，向兵部做了报备，既占了理，也为将来可能需要的武力回应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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