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海号”与“破浪号”带回的实物与契书，犹如一块投入朝堂深潭的热石，蒸汽与涟漪并起。
御书房内，皇帝指尖抚过那颗圆润的琉球珍珠，又展开那张带着异域纹样的贸易契书，目光深沉。端亲王肃立一旁，简明禀报着苏瑾修饰后的“意外迷航、遵法贸易、携证而归”的经过，以及她再次强调的“海上新匪”威胁与“可控商船辅助海防”之议。
“苏瑾此人，倒是有些胆色，也有几分运道。”皇帝缓缓开口，听不出喜怒，“迷航能迷至琉球，还能全身而退，带回这些东西，寻常商贾做不到。”
“陛下明鉴。”端亲王谨慎道，“其船坚人练，确是下了功夫。此番虽属‘意外’，却也验证了其所言非虚——海上既有强梁需防，亦有商利可图。若一味禁绝，恐利权外泄，匪患坐大。”
皇帝不置可否，将珍珠轻轻放回锦盒：“然祖宗海禁之制，关乎社稷安稳，不可轻动。她此番行事，虽有成果，终究是擅出外洋，有违定制。朝中御史，怕是不会轻易放过。”
话音刚落，外间便传来通禀，内阁首辅与几位御史求见。果然，弹劾的奏章如同雪片，指责苏瑾“罔顾法度，私通外番”、“以试航之名，行走私之实”、“聚武练兵，其心叵测”，要求严惩以儆效尤，并彻底取缔其“预备”事宜。
朝会之上，争论再起。反对者言辞激烈，将苏瑾之行与可能引来的外患、动摇的国本相联系。支持者（主要是端亲王一系及少数看到实利的官员）则据理力争，强调其带回情报与实物的价值，以及发展可控海上力量以应对新威胁的必要性。双方唇枪舌剑，僵持不下。
皇帝高坐龙椅，静听争论，目光偶尔掠过端亲王，掠过那些义愤填膺的御史，最终停留在殿外那片辽阔的天空。争论的核心，其实早已超越苏瑾个人，而在于“变”与“不变”的国策抉择。
几日后，一道旨意传出，并未昭告天下，而是经由司礼监直接下达至苏瑾手中，同时抄送端亲王及户部、兵部相关堂官：
“查皇商苏瑾，奉旨预备海路，本应恪守规制。然前番船只试航，因风涛不测，偏离航道，意外漂泊至琉球。虽事出有因，且于当地谨守本分，未滋事端，并带回外藩风物、通商信息，略有微功。然擅至外洋，终属不合旧例。朕体恤其探寻之艰，亦念及其忠诚勤勉，于国有用，特予宽宥，不予深究。”
“今东南海疆，匪情未靖，漕运维艰。着苏瑾继续领‘海事预备’差事，准其于原有两船之外，再造两艘同式海船，扩大船员操练，务必精熟船艺，明习海事。另，许其船队在核定之近海航路（由兵部、市舶司会同勘定）内，承运部分指定官用物资（如军需辅料、边关特需）及特定贡品，以测试航路，积累远航经验。一应船只人员，需在官府登记造册，接受巡检。所获贸易之利，需按例缴纳税赋。若再有无故擅出核定范围之举，定严惩不贷。”
“望尔感念天恩，慎始慎终，砥砺前行，于国于商，两相裨益。钦此。”
这道旨意，堪称平衡术的典范。既未明确推翻海禁，又给了苏瑾一个“戴罪立功”般的合法扩张空间；既限制了她的活动范围（核定航路），又给予了她实际运输官方物资的资格和利润；既承认了她此次“意外”的成果，又严厉警告不得再犯。最重要的是，它将苏瑾的船队，从纯粹的民间商业探索，部分纳入了“官用测试”体系，披上了一层半官方的外衣。
对苏瑾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突破！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有限度的合法出海运营权，尽管范围受限且监管严格，但已是划时代的一步。她的“海事预备”从此名正言顺，可以公开招募训练更多船员，建造更多船只（虽有限额），并以承运官方物资的名义，积累真正的远航经验和商业信誉。
当然，挑战也随之升级。她必须严格遵守划定的航路（初期可能仅限于东南沿海至琉球一线），随时接受官府检查；官方运输利润可能有限，且需分润；更重要的是，她将彻底暴露在阳光之下，成为所有反对者和潜在敌人更明确的靶子。
接到旨意的苏瑾，在最初的激动过后，迅速冷静下来。她恭敬谢恩，然后立刻着手两件事：
第一，以最正式、最谦卑的姿态，上书谢恩，并呈报详细的后续执行方案，包括新船建造计划、船员扩充与训练大纲、核定航路内的营运规划、以及与官府对接的规程，姿态做得十足。
第二，密令沈文柏：加快新船建造（限额内的两艘），务必精益求精；扩大核心船员选拔与训练，标准从严；立刻开始研究“核定航路”（一旦公布）的水文、港口、补给点详情；同时，与泉州水师及市舶司的“善缘”经营，要更加深入、公开且合乎规矩，甚至主动邀请他们派员“指导”训练或检查船只，以示坦荡。
她明白，从现在开始，她必须在官府的望远镜和反对者的放大镜下行事，一丝一毫的差错都可能被无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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