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他剪完、染完头发，算下来一共三十五块钱。他掏出五十块递到我手里，笑着说不用找了，一会儿带朋友过来剪发，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我继续忙着招待店里的客人，一刻也不得闲。直到晚上七点多，他才和朋友一同推门进来。
两个人站在一起，风格截然不同，反差格外明显。另一个男人一看就是体制内的模样，戴着眼镜，一身笔挺正装，沉稳规矩；而他清秀斯文，气质柔和，两人分明是两种风格，却有说有笑，关系看着十分要好。
他一进门就笑着介绍：“这是我哥们，也是我同学。今天特意带他来，让你给剪剪。”我点点头，打水、洗头、剪发，三个人边忙边聊。新来的男人比我大一岁，刚大学毕业分配到政府单位上班，未婚，说话得体大方，待人谦和有礼。
我笑着打趣他们：“你们俩差别这么大，居然还是同学？”清秀的他立刻指了指身边的朋友，笑着说我们是初中同学，人家是实打实的学霸，从小就优秀。戴眼镜的男人脾气极好，谈吐得体，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给两人剪完头发，他们并没有离开，不约而同地开口邀请：“美女，一起去吃个饭吧。”我看了看时间，婉言拒绝，说店里要开到十点，现在才八点，让他们先去。可他们执意要等我，说去旁边打会儿台球，等我下班。不等我再多说，两人便笑着快步走了出去。
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继续埋头干活。很快到了十点，我以为他们早就玩得忘了时间，便独自开始拉卷帘门。刚拉到门口，两人突然快步走过来，伸手帮我一起把闸门拉了下来。
“走吧，美女。”
我笑了笑，应了一声：“行吧，去哪？”
“旁边的白帽烧烤。”
三人一同走进烧烤店，点了满满一桌烧烤。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多才回店里。酒精上头，我忽然想起了去世的奶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嘴里反复呢喃着：“我想我奶奶了……”
他们两人把我送回店里，见我哭得泪眼婆娑，戴眼镜的男人开口说：“我得回舅舅家了，回去晚了要挨骂，你留下陪她吧。”我迷迷糊糊地摆手，让他们都回去，我想自己休息。可斯文清秀的他却执意不肯走，软声说今天是清明节，怕我一个人害怕。我又羞又恼，口是心非地让他离开，他却像耍赖一般，寸步不离。
他细心地给我倒水，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安抚，那一点点细碎又温柔的照顾，让我卸下了所有防备。后来的一切顺理成章，他看着我，声音低沉温柔：“我陪你吧，看你可怜得像只小猫。”
他伸手搂住我，低头吻了下来。我望着他清秀的眉眼，心里竟生出一丝放纵的念头，泡个这么好看的帅哥，也不亏。
他和北方男人不同，带着南方人的清俊细腻，我不由自主地回应他，默契十足，贴合无间，如鱼得水。一整夜缠绵缱绻，我原本只当是一场一夜情，天亮便翻篇，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夜，竟纠缠了我的半生。
第二天醒来，正是愚人节。
一打开手机，铺天盖地的消息席卷而来——张国荣从香港文华东方酒店一跃而下，永远离开了。我攥着手机，久久回不过神，那么耀眼温柔的人，怎么会就这样走了，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走了一块。
还没等我从这场震惊中缓过神，更可怕的消息接踵而至：非典全面爆发。北京成为重灾区，交通封锁，管控严格，陆铭那边联系极少，工程停滞，再也来不了鹿城。我所有的计划、所有的跳板、所有奔赴北京的野心，一夜之间，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彻底打碎。
店铺被迫关门，不能出门，物资紧张，连买菜都成了难事，我有家不能回，彻底被困在了鹿城。整个世界安静得可怕，大街上空无一人，人人戴着口罩，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我以为自己要独自熬过这段黑暗封闭的日子。
可周扬，一天都没有缺席。
他天天往我这里跑，要么带做好的饭菜，要么亲自买菜、洗菜、做饭，把我这间小小的里外屋，打理得充满烟火气。他的厨艺极好，做什么都好吃，清淡可口，远比我自己胡乱对付要强上百倍。
我就这样，被他日复一日的一日三餐，悄悄收买了心。
没有外人打扰，没有世事纷扰，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们顺理成章地，住在了一起。
白天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报的疫情消息，傍晚并肩靠在窗边看暮色沉沉，夜里相拥而眠。没有店里的嘈杂，没有算计，没有远方的执念，没有对北京的渴望，只有眼前的人，和触手可及的安稳。那段被非典困住的两个月，看似无路可走，却成了我人生中最踏实、最温暖的时光。
等到疫情解封，街道重新恢复热闹，店铺再次开门营业时，我和周扬早已如胶似漆，再也分不开。他不再提回深圳，我也绝口不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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