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梅握着手机的手顿了一下。
阿妹。这个称呼，只有老家的人才会这么叫。她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电话那头是谁。这个声音她不认识。
她把手机从耳边拿开一点，看了一眼屏幕。陌生号码。她重新把手机贴回耳边，没说话。
“阿妹，我是你嫂嫂。”
嫂嫂。
红梅的手开始抖。她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嫂嫂。走的时候太小，家里的事记不太清了，哥有没有娶媳妇，她不知道。
她坐在床边，后背靠着床头。小年躺在她旁边的被窝里，已经睡着了，小手攥着被角，嘴巴微微张着。床头柜上亮着一盏台灯，灯光黄黄的，照在小年脸上。
常松坐在床尾，看着她，眉头皱了一下，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红梅没看他。她低着头，盯着床单上深浅不一的格子纹路。
“你哥他……走了。肝癌。去年的事了。”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有风声，还有远远的鞭炮声。
红梅的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
“他走的时候，眼睛闭不上。我问他，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他说，找到阿妹。一定要找到阿妹。”
红梅的眼泪下来了。没有声音，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手机屏幕上。
二十四年的失散，换来一通电话；一通电话，却只够说一声“走了”。生离与死别，原来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手机屏幕——这边是呼吸尚存的热气，那边是黄土已凉的尘埃。
小年在睡梦里动了一下，哼了一声。红梅的视线模糊了，看不清他的脸。
“你哥在的时候，也找过你。”电话那头停了一下，有吸气的声音，“可他身体一直不好，我们光顾着给他看病，就耽误了。你哥走了以后，我找了你半年。从云南到安徽，到处问，到处跑。”
红梅的嘴唇在抖。
“我去过小沟村，去过你待过的地方。人家说你早就走了，不知道去哪了。我又到处问，问了好多好多人，最后问到田家庵。”
电话那头传来吸鼻子的声音，很响。
“我在老家报了案，老家的警察帮我查到你可能在淮南。我拿着地址来这边，淮南的警察同志又帮我查到了你的号码。老家的、这边的，两边的警察都帮了忙，折腾了大半年，才找到你。太不容易了。”
说到这里，电话那头的声音碎了，哭了出来。
红梅嘴张了一下，想说什么，喉咙堵住了，眼泪一直流。常松从床尾挪过来，揽住她肩：“怎么了？谁的电话？大过年的，不哭。”
“你两个姐姐……也走了。一个是前年，一个是去年。都是生病。”
红梅已经记不清姐姐们的脸。走的时候太小，连哭都没学会。可此刻，那些模糊的影子从记忆最深处浮上来，站在她眼泪的尽头，不说话，只是看着她。
她闭上了眼睛。眼泪从眼皮底下挤出来，顺着鼻梁往下淌。
血缘就是这样奇怪的东西——你可以不认识一个人，却可以为她流干眼泪。
“现在家里……就剩我了。”
一个“剩”字，道尽了多少离散。一个家族像一棵树，枝丫被岁月一根根砍断，最后只剩下的那一截根，孤零零地埋在土里，还要拼命发芽，去寻找那些已经飘远的落叶。
电话那头传来哭声。不是嚎啕大哭，是压着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阿妹，我今天就不去找你了。太晚了。大过年的，不好。你也不要过来接我。我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小旅馆，明天一早我去找你。我今天就是想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我来了。”
红梅的嘴唇在抖。她咬住下唇，开口了，声音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哑得几乎听不见：“你……我现在去接你。”
“不用接。”女人的声音哑了，“你明天一早再来接我吧。我住火车站旁边，地方偏，你不好找。太晚了，挂了。”
电话断了。嘟嘟嘟的忙音。
常松的手顿住了，眼睛微微睁大，嘴唇动了一下，没出声，就那么看着红梅，脸上带着惊愕。
红梅把手机从耳边放下来，攥在手里，搁在膝盖上。她没动，低着头，看着膝盖上的手机。屏幕暗了。
常松开口：“红梅。”
红梅没应。
“谁的电话？”
红梅抬起头，看着他。眼睛红红的，脸上全是泪痕。嘴唇动了一下，声音很轻：
“常松，我嫂子从云南来了。”
常松愣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睛亮了，嘴角往上翘。
男人的兴奋分两种：一种是看见女人的身体，一种是看见老婆的娘家人。前者硬的是下半身，后者硬的是腰杆子。
——手从她后背收回来，在膝盖上拍了一下，整个人往前倾。
“真的？”
红梅点头。
常松站起来，声音都变了，带着笑：“行行行，那我现在就去接！她在哪？我现在就去！”
他说着起身就要去拿外套，手已经伸到衣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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