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吻下来。这次更用力，手从她脸颊滑到颈后，托着她的头。英子手里的烤红薯掉在地上，滚了两圈，停在雪里。她没管，双手环住他的脖子，踮起脚。
雪还在下，落在他们头发上，肩膀上，黏在大衣的绒毛上。路过的人有看他们的，有假装没看见的，但没人停下。
年轻的爱，总是旁若无人地盛大，恨不得向全世界展览自己的甜蜜。他们还不知道，生活的围观从来不是祝福，而是预支的唏嘘——看啊，又多了一对将来可能怨怼的男女。
北京太大了，大到能将任何浓烈的情感都稀释成背景噪音。再惊心动魄的相爱，在这里也只是一帧寻常街景，很快就会被新的车流与人潮覆盖。
最后是英子先推开他。她喘着气，嘴唇红肿，眼睛里蒙着一层水汽。
“够了。”她说。
周也看着她，眼神很深。他伸手，用拇指擦掉她嘴角的一点水渍。
“不够。”他说，声音哑了，“永远不够。”
英子顾不上管，只是弯腰捡起地上的烤红薯。塑料袋脏了，沾了雪水和泥。她剥开塑料袋，红薯还热着，掰开，露出金黄色的瓤。
“吃不吃了？”她问。
周也接过去，咬了一口：“吃。”
那半截沾了泥的烤红薯，像极了他们此刻的爱情——滚烫、甜腻，却也狼狈地沾着现实的尘土。可谁在乎呢？和爱人在寒风里分食着，觉得这便是人间至味。
下午三点，幸福面馆没什么人。红梅弯着腰，盯着地上摇摇晃晃的小年。
小年刚满周岁，正摇摇晃晃学走路。穿一身深蓝色的背带棉裤，里面是红色的毛衣，脚上是毛线织的虎头鞋。他走得不太稳，两只手举着，像投降的姿势，一步一步往前挪。
“慢点。”红梅说，手虚虚地护在他身后。
小年不听，嘴里咿咿呀呀地给自己加油，步子越迈越急。走到柜台尽头，没地方了，他停下来，转头看红梅，咧开嘴笑，露出两颗刚长出来的门牙。
红梅也笑了，蹲下来张开手：“来，到妈妈这儿来。”
小年扭过头，看了看妈妈张开的手臂，犹豫了一下，像只笨拙的小企鹅，调转方向，又摇摇晃晃地‘驶’了回来。走到一半，脚下一绊，往前扑。红梅赶紧接住，抱个满怀。
“哎哟，小宝贝。”红梅亲了亲他的脸，“摔疼没？”
小年咯咯笑，小手抓她的头发。
柜台后面，常莹和大玲并排坐着，面前摆着一碟瓜子。常莹嗑得利索，咔一声，舌头一舔，仁进嘴，壳吐在地上。大玲嗑得慢，一颗瓜子要在嘴里含半天。
“那胖妇女今天干嘛去了？”常莹突然说，眼睛瞟着门口，“一上午没见人。”
大玲没吭声，继续嗑瓜子。
“我问你话呢。”常莹用胳膊肘碰她。
“我哪知道。”大玲说，“张姐的事，我敢问？”
常莹撇嘴：“有啥不敢问的？她还能吃了你？”
大玲眼皮都没抬：“不是说去医院吗？”
“医院医院，她那点子事，全舜耕街谁不知道？”常莹撇撇嘴，声音压得更低，带着一股子幸灾乐祸的尖酸，“还不是为了床上那点事！老刘那玩意儿不中用，她就跟饿急了的母狼似的，到处寻医问药，也不嫌丢人！”
有些女人的嘴是常年失修的下水道——什么脏的臭的，都哗啦啦往外倒，还自以为很幽默，很辛辣。
大玲嗑瓜子的手停了停，没搭腔，但嘴角抿得紧紧的，脸皮底下的肉都在微微抽动，像一锅快沸的粥，盖子压不住了。
常莹见她这反应，更来劲了，唾沫星子都喷出来：“你说说，都胖成那样了，腰比水桶还粗，胸脯子往下坠，脱了衣服跟个发面口袋似的，还天天想那个？有啥意思？男人搂着，跟搂一床泡了水的棉被有啥区别？老刘那细胳膊细腿的，掉进去都找不着北！”
她形容男女之事，像在描述一场拙劣的土木工程——材料不匹配，施工员懈怠，竣工验收永远不合格。她把自己没能参与的遗憾，全酿成了刻薄的混凝土，四处泼洒。
大玲听着实在没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赶紧捂住嘴，肩膀一耸一耸的。
常莹见大玲笑了，更得意了，像是找到了知音，嗓门不自觉又拔高了一点：“真的！我跟你讲，女人啊，一过四十，就跟用久了的橡皮筋，没弹性了！你再想，它也不紧巴了！张春兰倒好，自己一身囊肉，还怪老刘没本事？”
性饥渴的老女人嚼舌根，像饿鬼点评满汉全席——吃不到，就把每道菜都说馊。
她越说越离谱，手还比划着，脸上是一种混合着鄙夷、嫉妒和某种隐秘兴奋的神情。她嫉妒张姐活得比她“敢”，比她“有劲”，哪怕是为了这种难以启齿的事折腾，也显得生机勃勃。而她呢？男人跑得没影，守着活寡，连个能抱怨“不中用”的人都没有。
有些人的快感，就像阴沟里的苔藓，非得靠着咀嚼别人的不堪才能生长得郁郁葱葱。她说得越毒，心里那头饿了大半生的困兽，才仿佛得到一点酸腐的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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