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湖北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上，新开了一家银行。那是北京派下来的机构，灰白色的三层小楼，门口立着两只石狮子，在当时算是最气派的建筑。镇上的人说，这银行是上面直接管的，里面的椅子都是从省城运来的，连玻璃都擦得能照见人影。银行招工的消息一传开，半个镇子都轰动了，年轻人们挤在门口的布告栏前，把那张招工启事看了又看。
林国栋就是在那时候走进去的。他二十三岁，省城金融学校毕业，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在那个年代，镇上的年轻人读完初中就算有文化了，大学生简直是凤毛麟角。面试那天，他从包里拿出一沓自己做的信贷分析表格，摆在面试官面前。对面坐着的几个领导翻了翻，互相看了一眼，当场就拍了板：下周一来上班。
林国栋确实有本事。七十年代初期，大家的脑子还没从旧框框里转出来，他已经在研究信贷结构的优化了。他算账快，一笔业务别人要半小时，他十分钟就能办完，而且从来不出错。进银行不到三年，就从柜员升到了信贷主任。又过了四年，他坐上了支行行长的位子。他经手的业务，业务量比周边二十多个乡镇加起来还多。省行的人下来视察，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处长拉着他的手说：“小陈啊，你是个人才，好好干，前途无量。”
可林国栋变了。
一九八〇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小镇，街上开始出现个体户，有人摆摊卖衣服，有人开录像厅，还有人从广州贩电子表回来卖。人们的眼睛开始盯着钱了。林国栋比谁都先闻到铜臭味。他第一次伸手，是批了一笔五十万的贷款给一个浙江来的商人，那人给了他五千块的回扣。五千块，是他一年的工资。他把钱藏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不是害怕，是兴奋。从那以后，他开始在贷款审批上动手脚，吃回扣，挪用公款。那些年没有电子监管，全靠一支笔、一张嘴。他的账面做得天衣无缝，几年下来，口袋里多了近十万块——在那个万元户都要上报纸的年代，十万块是一个天文数字，摞起来有一尺高，够在镇上买下整条街的房子。
他在镇东头买了最好的那栋房子，两层小楼，青砖灰瓦，院子里的石榴树一到秋天就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他把房子翻修一新，铺了水磨石地面，换了铝合金窗户，客厅里摆了一套实木沙发，茶几上常年放着一盘水果，用来招待那些来“谈业务”的客人。他穿西装，打领带，头发抹了发蜡，梳得油光锃亮。他抽三五牌香烟，走路的时候烟叼在嘴角，眯着眼睛，下巴微微扬起，像是在对整条街的人说：看，我林国栋混出头了。
可他的妻子赵秀英，心里像吞了块铅，沉甸甸的，往下坠。
赵秀英是师范毕业的，在镇上的中心小学教语文。她长着一张圆脸，说话温温柔柔的，走路不快不慢，连生气的时候都只是抿着嘴不说话。她嫁给林国栋时，图的是他老实上进，觉得跟着他不会受委屈。这些年，她看着他一步步高升，也看着他一点点变质。起初她只是怀疑——家里多了一些没见过的东西，一台崭新的收音机，一床从上海带回来的鸭绒被，一个镶着金边的陶瓷茶壶。林国栋说是单位发的，可银行什么时候发过这些？
后来她在一个雨天的下午，趁林国栋出差，打开了他书桌底下的抽屉。抽屉上了锁，她把锁撬了，里面躺着一本存折。她翻开存折，眼睛盯着那一串数字，手开始发抖。她坐在椅子上，把存折上的数字数了三遍，每一遍都让她腿软。九万八千块。那不是钱，是一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她把存折放回去，锁上抽屉，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可第二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还是没忍住。她放下筷子，说了一句：“你抽屉里的存折，我看了。”林国栋端着碗的手顿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中。然后他笑了笑，说：“那是单位的备用金。”赵秀英没再说话，低头扒饭。她知道他在撒谎。从那天起，她开始偷偷翻他的公文包、大衣口袋，终于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发现了他和另一个女人的通信。那女人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姓孙，烫着卷发，嘴唇涂得红红的，镇上的男人见了她都要多看两眼。信上的字歪歪扭扭，句子也写不通顺，可意思明明白白。赵秀英把信叠好，放回信封，摆在茶几上最显眼的地方。
林国栋回来的时候，看见那封信，脸上的表情变了。不是愧疚，是烦躁。他没说话，把信塞进裤兜，转身进了卧室。赵秀英跟进去，站在门口，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钉在木板墙上：“你有没有良心？”林国栋坐在床沿上，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说了一句让她浑身发凉的话：“你要是不想过，就带孩子走。”
从那以后，家里就没有一天安宁。赵秀英哭过、闹过、威胁要去省行告发。林国栋开始还哄几句，后来索性不回家了，住在孙秀兰那里。赵秀英一个人拉扯四个孩子，大儿子十岁，小女儿才三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她坐在床沿上，听着窗外的虫鸣，看着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照在孩子们熟睡的脸上。她把脸埋在枕头里，咬着嘴唇，眼泪渗进棉布里，不留痕迹。她给娘家写信，给省行写举报信，可那些信像石沉大海，连个回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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