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人街的雨丝带着凉意,福记餐馆的朱漆木门虚掩着,门楣上“福记”二字的金漆已斑驳,墙角的青苔爬满了老砖。福伯推开门,一股混合着酱油香与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福安失踪前把店交给我照看,他说要是有戴梧桐玉佩的姑娘来,就把后院的木盒给她。”
后院的老槐树下摆着个半人高的梨花木盒,盒身雕满了梧桐叶纹路,最中央的叶心是空的——正好能嵌入苏软的梧桐纹玉佩。“这是江南沈氏的‘同心锁’工艺,必须用家族信物才能开启。”苏软将玉佩按进凹槽,只听“咔嗒咔嗒”几声轻响,木盒的顶盖缓缓弹开,露出铺着红绸的内层。
红绸上摆着三样东西:一本线装的《伦敦记事》、一张泛黄的合影、还有一块刻着“忠勤”二字的铜制令牌。合影里,太外公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身边站着个穿国民党军装的男人,两人身后是伦敦塔桥;令牌的背面,刻着极小的“沈砚堂”三个字,边缘还留着子弹擦过的凹痕。
“穿军装的是国民党驻英使馆的秘书赵承安,1948年被曝出是地下党,后来牺牲了。”陆星辞快速滑动手机屏幕,调出史料,“我查到1948年的《泰晤士报》副刊,提过‘中国商人沈某协助使馆处理文物’,原来这个‘沈某’就是你太外公。”他指着《伦敦记事》的首页,“你看这里,太外公写着‘入戏需深,方能护宝’。”
《伦敦记事》里的字迹比香港的“香江记事”更潦草,显然是仓促间写下的。1948年3月的记录里写着:“赵兄托我转交‘货物’,以使馆名义运至巴黎,实则为沈氏文物。与魏某(国民党特务)周旋,需装贪利,暂收其‘酬劳’五十英镑,已捐给华人救亡会。”旁边画着个小小的船锚图案,下面标着“多佛尔港”。
“魏某就是魏立群,张啸林在欧洲的靠山,当年负责走私文物到欧洲拍卖。”福伯蹲下身,指着铜令牌上的凹痕,“福安说,这是你太外公为了保护赵承安,替他挡了一枪留下的。魏立群以为沈先生是为钱效力,才放心把文物转运的事交给他。”
正读到1948年5月的“码头交接”记录,院墙外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响,三个穿黑色连帽衫的人翻了进来,为首的人面罩上画着张牙舞爪的青龙——那是张念祖所属黑帮的标志。“把木盒里的东西交出来!”那人举着弹簧刀,刀尖直指苏软,“不然别怪我们对老太太不客气!”
陆星辞立刻将苏软和捧着木盒的陈港生护在身后,江辰从背包里拽出伸缩棍,“我们早就在周围布了暗哨,伦敦警察五分钟内就到!”他话音刚落,巷口就传来警笛声,连帽衫们脸色一变,为首的人突然扑向木盒,想抢走《伦敦记事》。
“休想!”陈港生侧身一躲,将木盒塞进苏软怀里,自己攥住那人的手腕,一个过肩摔将其按在地上。另外两人想上前帮忙,却被赶来的伦敦警察堵住,手铐“咔嚓”锁上的声响,让雨巷里的紧张气息消散了大半。为首的人被押走前,突然嘶吼:“你们斗不过‘先生’的!他已经拿到沈氏文物的清单了!”
“‘先生’是谁?”苏软追问,那人却被警察捂住嘴,只留下个阴狠的眼神。福伯脸色凝重:“这是欧洲文物走私集团的代号,听说首领是个华人,背景极深,张念祖只是他的小喽啰。福安就是查到‘先生’的线索,才被人盯上的。”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这是福安留给你的,说‘先生’要的是‘沈氏孤本’。”
布包里是半张泛黄的宣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沈氏文物总目》孤本,藏于巴黎卢浮宫旁‘墨韵轩’”,字迹是福安的,旁边画着个和太外公笔记本里一样的杏仁酥图案。“墨韵轩是当年沈曼卿女士在巴黎开的字画店,现在改成了华人书店。”陆星辞立刻订了去巴黎的高铁票,“我们必须赶在‘先生’前面找到孤本。”
离开福记前,苏软在老槐树的树洞里发现了一个铁皮盒,里面是太外公1948年的护照和一张汇款单。护照上的签证记录显示,他当年往返伦敦与巴黎五次;汇款单的收款人是“巴黎华人孤儿院”,汇款人签名是“梧桐”,金额正是魏立群给的“酬劳”。“太外公从来没拿过不义之财。”苏软握紧护照,指腹抚过照片上年轻的眉眼。
伦敦华人社团为他们举办了小型的饯行宴,席间一位88岁的吴奶奶颤巍巍地拿出个铝制饭盒:“这是沈先生当年给我的杏仁酥模具,他说‘甜品要暖,人心要正’。1947年我丈夫牺牲,是他每天送杏仁酥到孤儿院,还帮我找了工作。”模具上刻着个小小的“吴”字,和南京林伯年的模具纹路如出一辙。
“太外公在欧洲的每一步,都是在伪装。”苏软将吴奶奶的模具和自己的梧桐模具摆在一起,“他用‘贪利’骗魏立群,用‘合作’护赵承安,用‘甜品’帮同胞。”陆星辞补充道:“我联系了巴黎的华人社团,他们说墨韵轩的现任老板姓沈,是沈曼卿女士的远房侄孙,我们拿着莲花徽章去,他会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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