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头犯罪中，尤其是抢劫和入室盗窃转化的暴力案件中，我们通常能看到混乱——慌张中掉落的物品，不必要的多次刺砍或枪击，临时改变计划导致的现场矛盾。”
邓恩的声音更低了，“但这里没有。每一处现场都呈现出一种……克制的完成度。就像有人在执行一份严谨的清单：制造抢劫或盗窃的现场表象——检查；取走合理金额的现金或财物以强化动机——检查；避免留下指纹、毛发或其他可能指向身份的个人痕迹——检查；迅速、干净地撤离——检查。”
年轻探员摇头：“你是在说，这是同一伙职业杀手干的？在几天内跑遍半个米国？就为了杀几个杂货店主和退休老头？”
“我说的是‘行为模式上的相似性’。”邓恩纠正。
“我没有结论。我只是指出，这种超越普通街头犯罪的计划性与克制性，为何会出现在地理上分散、目标身份各异的案件中？是模仿？是巧合？还是存在一个我们尚未发现的、将这些受害者和这种犯罪‘风格’联系起来的共同点？”
会议室陷入沉默。几名洛杉矶探员交换眼神——怀疑依然存在，但已被一种更为严肃的深思所取代。
罗德里格斯最终开口：“邓恩探员，我理解你的观点。但这些‘相似性’太模糊了。没有目击者，没有监控直接拍到凶嫌，没有可靠的生物证据。我们现有的资源只能支持我们按常规路径调查各自辖区的案件：排查受害者的社会关系，追查可能的仇家，查看周边监控寻找可疑车辆或人员。”
“我同意这些必须做。”
邓恩点头，“但我想建议增加一个跨州的调查方向：深入分析四名受害者的通讯记录和银行流水，寻找他们之间可能的隐形联系——不仅仅是直接认识，可能通过第三方、共同参与的活动或事件产生交集。”
“第二，协调三地警方，扩大现场周边监控排查的时间窗口，不限于案发前后几小时，要看案发前数天甚至数周是否有相同或类似的可疑人物、车辆模式出现在不同城市。”
“第三，调查各受害者所属社区近期是否都有异常事件——非致命的威胁、骚扰、不寻常的拜访者。”
“这需要三地，甚至更多部门的协调。”罗德里格斯坦言，压力巨大。
“这正是总部派我来的原因之一。”邓恩说，“我可以负责初期的数据整合与比对分析。至少，我们可以先弄清楚，这四个人之间除了都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死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交集。”
会议在一种悬而未决的气氛中结束。
邓恩知道，仅凭推理无法说服所有人，他需要更具体的发现。
他被分配到一个临时使用的狭小办公室。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一台老式电脑和一个档案柜。窗外是停车场，洛杉矶的夕阳将一切都染成橙红色。
他将从三个城市汇集来的电报摘要、初步报告复印件和现场照片在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开始构建一个统一的时间线。没有电脑屏幕的微光，只有台灯下纸张的质感，以及他用铅笔在大幅美国地图上的标记。
首先是最基础的：四名受害者的最后二十四小时。信息零碎而迟滞，依赖于各地警方的电报通报和后续邮寄的笔录副本。
佐藤健一（洛杉矶）：案发前一天正常营业，晚上七点关门后，据常去的日式澡堂店主回忆，他大约八点离开。独自居住，无人在当晚见过他。电报查询洛杉矶电话公司记录显示，其住宅电话在当天下午三点左右接到一通二十七秒的市内通话，主叫号码属于一个公共投币电话，地点在几个街区外。
卡洛·曼奇尼（洛杉矶）：独居老人。邻居回忆案发前一天他在咖啡馆和长椅上的时间与往常无异。其孙子从纽约打来的长途电话记录（由电话公司提供）显示，他们在傍晚有过一次简短通话。
山本达夫（芝加哥）：经营果蔬店，案发前一天有送货商见到他进货。晚上常去的围棋俱乐部负责人证实他当天并未出现，这与习惯不符。对其店铺和住宅电话的检查记录未发现异常通话。
铃木裕（西雅图）：同乡会干事。妻子证实案发前一天下午他们一起购物后，他因“突然头痛”提前回家，取消了晚间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西雅图警方在其家中发现一张揉皱的便条，上面有一个洛杉矶的电信局号码，经查属于洛杉矶市中心某旅馆大厅的公用电话，通话时间约在案发前三十六小时。
而佐藤健一电话记录中的那个公共电话亭，就在那家旅馆对面。
邓恩用红笔在地图上将洛杉矶与西雅图这两个点连接起来，并在旁边标注了“公用电话”与“便条”。这不是电子信号的关联，而是物理的、需要人力传递的线索痕迹。
他继续深挖，调阅的是通过FBI内部协调，从各地银行取得的纸质账单副本和汇款单据，过程缓慢而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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