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范车间的成功运转，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涟漪迅速扩散至整个平壤第二被服厂，乃至朝鲜轻工业系统。机器的嗡鸣取代了往日的嘈杂，流水线上衣料如彩带般流动，工人们专注的眼神和利落的动作，构成一幅充满效率感的画面。每日晨会，班组长会用朝语宣读生产计划和质量要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程佩珊并未沉浸于初期的成功。她深知，技术的移植易，管理文化与思维模式的转变难。她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朝方骨干的培养上。除了日常跟班指导，她每周开设两次晚间技术与管理培训班，教材就是那套在大连不断完善、现已翻译成朝文的《轻型服装加工厂生产管理手册》。听课的不仅有第二被服厂的技术员、班组长，甚至吸引了轻工业省和其他工厂派来“取经”的人员。课堂上，程佩珊不仅讲解技术，更注重引导讨论：为什么需要标准工序？质量追溯如何真正落实？计件与集体荣誉如何平衡？讨论常常激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思想碰撞的火花，正悄然改变着一些固有的认知。
金永哲厂长的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他从最初的抵触、观望，转变为有限度的支持。当看到示范车间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生产效率是旧车间的两倍，且出口到几个东欧国家的样品获得好评后，他主动找到程佩珊，提出将部分军服订单转到示范车间生产。“程同志，你们的方法，确实出活，出好活。”他语气依然硬邦邦，但眼神里多了份认可，“不过，军队的服装，要求更严，尺寸、用料、颜色一点不能差。你们能保证吗？”
“只要标准和流程到位，严格执行，就能保证。”程佩珊自信地回答。她立即组织中方专家和朝方骨干，针对军服的特殊要求，制定了更为严苛的工艺标准和质量检验程序。首批五千套夏季常服的生产任务，成了检验中朝合作成果的又一试金石。生产过程高度紧张，每个环节都加倍仔细。当最后一套服装通过朝方军代表苛刻的检验时，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欢呼。金永哲厂长破天荒地拍了拍程佩珊的肩膀：“中国同志，有一套！”
然而，就在一切似乎步入佳境时，一份来自朝方轻工业省的特殊“订单”，打破了既有节奏。订单内容不是服装，而是请求中方专家组，协助评估和改造平壤一家濒临停产的小型橡胶雨靴厂。理由是：该厂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质次价高，连年亏损，急需技术输入扭亏为盈。
这超出了原定协议的范围，也超出了服装专家的专业领域。但朝方提出，作为交换，可以在原定的“技术信息交流机制”基础上，增加一项：朝方将定期提供其从苏联、东欧获得的公开轻工技术简报中，涉及化工、橡胶、塑料等领域的摘要译文。
程佩珊敏锐地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个将合作范围扩展到更广泛轻工领域的机会，也是获取更多门类技术信息的契机。她立即通过加密渠道请示沈阳。赵刚的回电很快：“可以接手。但需明确：一、我方仅提供技术咨询和设备改造建议，不承担直接投资和经营风险；二、朝方提供的技术信息摘要，需尽可能详细，包括资料来源和原始编号；三、借此机会，深入了解朝方在化工原材料（如橡胶、合成纤维）供应方面的实际能力和潜在合作可能。”
程佩珊领命，从专家组中抽调了一名有橡胶厂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和一名设备员，组成小分队，进驻那家名为“平壤第三橡胶制品厂”的破败小厂。调查结果触目惊心：硫化罐是日据时期的旧货，温控失灵；炼胶机齿轮磨损严重；配方原始，全靠老师傅经验；产品只有黑、绿两种颜色的低档雨靴，开胶、断底是家常便饭。
小分队没有贸然提出全面改造方案，而是先针对最紧迫的质量问题——开胶，进行攻关。中方工程师与朝方老师傅一起，反复试验调整胶料配方和硫化工艺参数；设备员则想方设法修复温控系统，改造落后的出片装置。一个月后，开胶率从30%下降到5%。虽然工厂整体依然落后，但这一明显改善，让朝方大为振奋，对中方专家的信任度直线上升。
与此同时，朝方如约提供了第一批技术信息摘要。内容主要是苏联《轻工业》杂志和民主德国某化工期刊上关于PVC人造革性能改进、橡胶助剂应用等方面的文章概要。虽然都是公开资料，且经过朝方翻译可能有所筛选和偏差，但对于信息闭塞的中国轻工领域，仍是宝贵的参考。程佩珊仔细阅读，发现其中提及的几种新型增塑剂和稳定剂，正是国内相关研究所正在攻关的难点。她立刻将摘要连同自己的分析，发回沈阳。
更让她在意的是，在协助橡胶厂的过程中，她了解到朝鲜的天然橡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合成橡胶工业几乎空白，一些基本的橡胶助剂和化工原料也严重短缺。这或许意味着，未来中朝在轻工领域的合作，中国不仅可以输出管理和技术，还可能输出部分原材料或中间体，形成更紧密的产业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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