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项目的成功消息传回大连，如同一剂强心针，彻底驱散了之前的阴霾。李云龙腰杆挺得笔直，走路带风，逢人便说：“看看！咱们大连出去的人，在兄弟国家那也是响当当的！谁还敢说咱们的路子不对？”
借着这股东风，李云龙开始全力推动大连试点的“升级”。他的目标很明确：不能只满足于来料加工，要逐步建立自己的产品开发能力和小批量灵活生产能力。
他首先盯上了“大昌”公司的郑裕昌。借着讨论扩大专线车间的机会，李云龙让程佩珊留下的副手（已能熟练使用英语通信）向郑裕昌试探：“郑老板，咱们合作这么久，光做你的订单，虽然稳当，但总觉得进步不够快。你看，咱们大连这边的工人和技术越来越成熟，能不能合作搞点新花样？比如，你们提供一些欧洲最新的服装画报或者样品，我们试着仿制和改进，开发几款适合亚洲人身材和气质的款式，打上‘大昌-大连’联合标签，由你们拿到东南亚市场去试试水？利润可以重新谈。”
这个提议颇具诱惑力。郑裕昌一直苦于香港设计人才昂贵且缺乏对内地市场的了解，如果大连方面能承担部分开发工作，无疑能降低成本、缩短周期。他谨慎地同意了“初步尝试”，提供了几本欧洲时装杂志和两件当季流行的女式风衣样品。
大连试点立刻成立了第一个“产品试制小组”，由技术最好的工人和一名懂些美术的年轻干部组成。没有专业设计师，他们就对着样品和图片，反复拆解、测量、试缝，调整细节，使其更符合东方审美和体型。第一款仿制改进的女士风衣做出样品后，连见多识广的郑裕昌都颇感惊喜：“做工扎实，版型改得不错，更显腰身。成本……比在香港做低至少三成！”他当即下了两千件的小批量订单，要求尽快出货，试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初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大连试点的士气。李云龙趁热打铁，向市里和东北局打报告，申请成立“大连市出口服装设计研究室”（一个极为简陋的牌子，暂时挂在试点办公室旁边），并请求调拨或聘用有美术和裁剪基础的人员。虽然编制和经费一时难以解决，但名分有了，方向明确了。
与此同时，大连试点对港贸易的“基本盘”也在巩固和扩大。除了“大昌”，与“联发贸易”的针织衫合作稳步增长，又通过霍启明的引荐，接触了一家专做牛仔布工装裤的香港公司，拿下了试订单。试点车间的生产线增加到四条，工人超过六百人。培训中心第二期、第三期学员陆续毕业，不仅满足了自身扩张需要，还开始向市内其他有意转型的服装社输送骨干。
然而，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随着产量激增，原本依赖香港进口的某些专用辅料（如特定拉链、高级纽扣、特种缝纫线）成本高、周期长的问题凸显。部分国产替代品质量不稳定，影响成品质量。李云龙把心一横：“咱们自己搞不了拉链，还不能想办法弄点生产拉链的机器吗？”
他又把主意打到了“北风计划”的模糊经验上。当然，他不敢直接触碰那条敏感的线。但他想到，既然朝鲜那边能用轻工品换技术信息，大连这边能不能用赚来的外汇，通过香港的渠道，想办法引进一些轻工行业专用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的小型机械设备或二手设备？比如，纽扣冲压机、拉链齿成型机、甚至小型的布料印花台？
他把这个想法写成一份大胆的报告，直接呈送给赵刚。报告的核心是：用出口加工积累的部分外汇，尝试从西方（通过香港）引进关键轻工设备和技术，提升大连乃至东北轻工业的配套能力和附加值，最终形成“出口创汇—引进设备—提升产能与质量—扩大出口”的良性循环。 这比单纯等待重工业突破，见效更快，且更隐蔽。
赵刚接到报告，沉吟良久。李云龙的想法，与他更深层的战略构思不谋而合，甚至更进了一步——从单纯的易货，转向有计划的技术引进。风险在于，通过香港引进设备，依然可能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和阻挠，也可能引发国内关于“崇洋媚外”、“冲击民族工业”的争议。但机遇也显而易见：如果成功，不仅能解决轻工业自身的瓶颈，更能为未来更大规模、更关键的技术引进积累经验和渠道。
他批准了李云龙的“试探性计划”，但划定了严格的范围：第一，仅限于轻工行业专用的、非敏感的小型设备；第二，单次引进金额严格控制；第三，必须通过多层代理，确保交易完全商业化，不直接与设备原产国厂商发生联系；第四，引进的设备，必须用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效率，成果需可量化评估。
得到赵刚的首肯，李云龙如同拿到了冲锋号。他立刻通过霍启明，将一份经过精心模糊处理的“设备需求意向”传递出去，目标是那些在香港有业务的日本或台湾中小型机械贸易商。一场新的、更为复杂的商业博弈，在另一个战场上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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